長篇連載
作者：熊宗仁
何應欽，黃埔軍校的總教官，國民黨一級上將，擔任過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司令部總參謀長、軍政部長等要職，是黃埔係裏僅次於蔣介石的二號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曆史學家。本刊從2010年一期起，連載熊氏所著長篇《一級上將何應欽》，以饗讀者。
十九 安內攘外為王前驅 坐鎮北平對日妥協
（一）
正值蔣介石第三次“圍剿”又遭慘敗時，1931年9月3日，在廣州舉起反蔣旗幟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迫使蔣介石下令“圍剿”部隊撤退。休整了半個月的紅軍乘敵撤退之際，在老營盤又將蔣鼎文的一個獨立旅殲滅，韓德勤的第五十二師也在方石嶺被全殲。
經過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蘇區正規紅軍發展到10萬人，赤衛隊和地方遊擊隊也達10多萬人。贛南、閩西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擁有人口300多萬。
對於蔣介石、何應欽指揮的第三次“圍剿”，紅軍第一方麵軍總司令部參謀處9月21日發出的《第三次戰爭勝利捷報》寫道：
……國民黨軍閥蔣介石自本年5月間，所派第一名走狗何應欽，帶領20多萬白軍，第二次進攻紅軍和蘇區，被工農紅軍將他完全打敗之後，又調兵遣將，親自出馬，帶了23個師，兩個獨立旅……總共人馬30多萬，又來一個更毒辣的進攻紅軍和蘇區。自7月1日各路白軍開始向我們總攻到現在，經過2個半月的時間，我們打了4個大勝仗，白軍殘部已全線退卻。
第三次“圍剿”尚未完全結束，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何應欽不得不中止他的“圍剿”。
“九·一八”事變之後，何應欽同蔣介石一樣，立即陷入和戰兩難、進退失據的境地。他倆都痛恨日本的侵略，也有北上抗日的打算，但懾於日本的軍事力量，怯於對日作戰，寄希望於國際製裁，幻想日本就此住手，待我“自強”之後，再與暴日作戰。9月28日，何應欽發表《告誡全國軍人書》。認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固已撕破其文明國家之麵具；而我國人受此荒謬絕倫之橫逆，尤不能不五內震驚，毅然奮起也。我中國軍人丁此非常之變，處此至艱之境，惟有以忍辱負重之苦衷，秉剛毅沉著之勁氣，奮破釜沉舟之決心。以盡保國衛民之天職……”
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熱情。12月4日，北平學生示威團到達南京，遊行示威，呼喊“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打倒賣國政府”等口號。南京軍警奉命采取鎮壓措施，拘捕學生百餘人。南京國民政府的鎮壓措施，進一步激起了全國學生的反對。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的車站，聚集了大批等待去南京的學生。蔣介石多次接見學生，唇焦舌燥地解釋現在還不能抵抗的理由，並將學生運動的興起視為“一時之興奮”，“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何應欽也認為當務之急是“妥籌實務自衛之準備”。何、蔣都認為學生運動是共產黨在背後所主使，深感困擾與頭痛。上海當局見南京政府已經動手鎮壓，遂采取綁架學生的手段，企圖阻止他們赴南京請願。事態在進一步惡化。
12月9日，上海各校學生5000多人赴市政府請願，要求懲辦市公安局局長及參與綁架學生的市黨部工作人員，釋放被綁架的學生。下午，300餘名學生到上海市黨部請願，因無人接見，一怒之下將市黨部辦公室搗毀。類似事件在全國不少城市發生。10日，蔣介石與何應欽等有關人員會商對付辦法。學生畢竟出於愛國情殷，故不少人內心寄予同情，因而多數與會者主張以和緩辦法應付，以免激成大變。蔣介石主張發“雷霆天怒”，除實行逮捕外，必要時可采取更厲害的辦法，言下之意可開槍鎮壓。當晚，又繼續會商鎮壓辦法。蔣介石幾次望著何應欽，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意見，並且有具體的一套鎮壓辦法。慮事周全，時時以“諸葛一生惟謹慎”自誡，知自己無決策之權，故暫以隨大流的態度的何應欽，對待已經激怒了的蔣介石，推說他這軍政部部長不能因學生而調動軍隊，又不能指揮警察、憲兵。若要鎮壓，尚需軍、警、憲三家會商辦法。言下之意，他是不願獨自擔待這一激起天怒人怨的擔子的。蔣介石因為多數人不同意鎮壓，雖對何應欽一肚子不滿，卻忍住未發一言。當夜，蔣在日記中發泄了對何應欽的不滿：“敬之到緊要關頭，彼必毫不負責，而且怨恨無權，此最可恨之事也。”
當時，汪精衛、孫科、鄒魯、陳濟棠、李宗仁等已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對峙，以示對蔣介石獨裁專權、軟禁胡漢民的反抗，並逼蔣下野。蔣介石意識到國民黨內這種分裂局麵不能再繼續下去，主張與粵方和解。但粵方不予理會，非要蔣下野不可。蔣無可奈何，又一次以退為進，考慮再次“下野”，以求寧粵和解。11月，國民黨召開了四全大會，寧粵之爭仍未解決。12月12日，經過與智囊及親信的反複磋商，蔣介石開會商量他的“下野”問題。李石曾、吳稚暉、戴季陶、吳鐵城不主張蔣下野，而何應欽以為蔣這次是真想下野，以求寧粵和解，便與陳銘樞一道，希望蔣介石盡快下野。12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通過，以林森繼任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宣告蔣再次“下野”。剛剛彌合一些的何、蔣關係，又因何應欽對蔣的旨意領悟不透而再度拉開裂口。不過，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委任他為駐贛綏靖主任，去對付他們視為“腹心之患”的紅軍。以此表明蔣對他反共方麵十分信任，而於“政治”之遲鈍猶豫的處置。
（二）
1932年12月中旬的一天，何應欽正在贛粵閩邊區繼續“圍剿”紅軍，以圖爭回此前屢遭失敗的麵子，蔣介石突然召他到南昌行營。蔣介石對他說：“餘今剖視倭奴心肝，洞若觀火。今日惟有犧牲一切，與之周旋，隻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可以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存黨國之時，則不作無益之犧牲。”無需蔣介石多談，何應欽已意會到蔣有意調其北上。
蔣介石要何應欽北上與日本實現妥協，減少他“剿共”的後顧之憂。因為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各地人民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打擊日偽漢奸。國民黨東北軍的一些愛國官兵，也衝破蔣介石的禁令，揭起抗日的旗幟。1931年內，東北各地的義勇軍總數已達十幾萬人。1932年3月9日，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之下，成立了偽“滿洲國”。漢奸傀儡政權的出籠，更激起東北人民和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東北各地的義勇軍迅速發展至二三十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