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男人可以從女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不等於說女人的方式就比男人的方式好。關鍵在於男性和女性方式開始變得極端化，這對兩性都不利。男性傾向於把女性的體驗當作疾病看待，隻會導致進一步極端化。考慮到男女在性需求時間上的不同，許多婚姻裂變始於男人覺得女人不頻繁或規律地對性較感興趣，而他自己則喜歡有規律的性接觸和依賴它來支撐自己做男人的自信，這不是男人或女人自然和正確的性需求。事實上，按物種生存的說法，男女在性周期上的明顯差別也會有和諧的時候。既然排卵以月為周期，男人在一個月內任何時間都可以性交，使受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任何時候女人正好排卵和可受精時男人都有所準備。對於現代夫婦，自然選擇的迫切需要並不是十分重要，還有在生理基層之上文化和心理組織等層麵的考慮。他們麵臨的挑戰是算出性的時間表，既要考慮女人周期性的性欲，也要考慮男性相對穩定的性衝動，這裏不包括強迫性或犯罪，這種後果將是雙方充分地相互滿足。
哈墨特·伯茲(1991)對這種觀點提出疑問，即提出如果男人能變得更像女人，世界將變更美好。他解釋道：即使一個男人總是表現出他女性的一麵，同時一個女人體現出她男性的一麵，兩性仍明顯的不同，男人和女人自我實現目標不應該是兩性單方麵的理想。就好像在討論男人的病理紊亂根源時，伯茲寫道：“當這種獨特的男性精神失去其容納著愛所聯係的結合的女性精神形態的時候，這種男性精神就論為一種解剖工具——盡管其強勁，男子氣十足——卻已變成生活的破壞性因素。這與男人們忽視他們的(內在)自然節律和破壞外部自然環境的傾向有關。同樣他們還傾向於過分駕馭自然，這兩種情況表現為，為了獲得高位、權力和財富，不斷地拚命去競爭。我討論過，男人們為了維持穩定的步子，以便能在工作中與人競爭，爬上較高的層次，需要在他們的自然周期中超載。談到環境問題時，統馭大企業的男人們總是宣稱，他們簡直無暇顧及，其成本也過高，也找不出辦法來使生產速度減慢以保護臭氧層和雨林。
波斯灣戰爭時期展現了許多病理性紊亂的例子。這時的布什總統不放過進攻的機會，他接到海灣中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就命令軍隊開赴那個地區。後來又命令400000軍人開赴沙特阿拉伯，他給美國人一個最終可以理解的理由：真正的男子漢絕不後退。薩達姆·侯賽因與他遙相呼應，也要做個真正的男子漢，例如，他指控美國人孬種靠延長空襲，不敢像男子漢那樣在地麵交戰。
其實，生物性並不決定著性別關係。性別是社會構成，當然，生物性也起一定作用。所有物種的雌性和雄性不同，隻是因雌性要生育孩子而雄性不須生育而擔負不同角色。但正像其他任何關於人類事物一樣，性別關係在曆史性變遷中形成於文化背景。
性別是社會構造的，同時問題產生於男人忽略了自身的自然規律。是否兩者之間存在矛盾呢？兩者不矛盾：人類並沒有被“自然”規律所控製。我們來解釋自身和周圍的自然以及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但有種性別在一個特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一種與自然周期性有關的態勢。女性並非天生注定得保留集體主義的自然節律，男性同樣也能完成這種功能。
想想美國平原上印第安人的太陽舞，跳舞時男兒刺破他們的胸膛，讓血能濺到地麵上，象征著太陽(男性)在為大地母親施肥中的重要性。我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都願意把自己和競爭市場與公共活動的步調聯係起來，以一種獨特的性別的方式擾亂自然韻律的步調聯係起來。如果有人想知道男性心理紊亂症，很重要的就要理解為什麼女性節律被當成了病。
文明的進步，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使我們變成時鍾的奴隸。一度是農業社會，以自然節律——日升日落，季節變換為主旋律來安排活動的世界，隨著現代技術和工廠組織的出現，時鍾代替了太陽和月亮成為計量器。工人的活動從產品效率到光顧澡堂的次數，都由時鍾來調節。服務機構和白領工人並不好過：案例和客戶數目可以量度，正像大量的文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