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世悲歡：崇厚傳》
書林折枝
作者：耿法
崇厚這個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被提起，主要是因為《裏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嚴重損害中國領土和主權，受到朝野人士一致譴責和唾罵，清政府也拒絕批準。該條約係崇厚擅自與俄國政府所簽訂，因此也被稱作《崇厚條約》，崇厚本人因此條約從仕途巔峰一下子身敗名裂，淪為階下囚，被清政府定罪斬監候，差點掉腦袋。此事雖已過去一百多年，但在國際關係與領土、領海爭端紛紜複雜的今天，很有必要研究崇厚這個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所作所為，重溫崇厚誤國的曆史教訓，以示警戒。長期以來，由於崇厚在曆史上的反麵人物形象，尤其是擅自簽訂《裏瓦幾亞條約》一事為世人所詬病，有關崇厚的資料極為分散與零星，因此對崇厚的專題研究頗為缺乏，與其占有的重要曆史地位頗不相稱。湯仁澤先生所著《經世悲歡：崇厚傳》，是一部彌補這一缺失的史學力作，該書詳盡地占有崇厚的各種曆史資料，廣泛搜集海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盡可能地複原曆史真相，不僅對研究崇厚本人，而且對人們研究晚清史特別是外交、洋務領域的諸多人物、事件和曆史現象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滿族鑲黃旗人，出生於名門世家，累世貴顯，是金代皇室完顏氏的後裔。家族中五代進士，顯赫一時，其父麟慶官至湖北巡撫、江南河道總督、兼署兩江總督，其兄崇實官至駐藏大臣、四川總督、盛京將軍、刑部尚書，父子三人皆位高權重。實事求是地說，崇厚當初並非隻是靠家庭顯赫背景而自身一無所長的昏庸愚昧之徒。洋務運動初期，崇厚追隨恭親王奕訢，較早讚成辦洋務，且以“辦事勤能”得到奕新的賞識。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崇厚協助奕新與英、法代表談判，簽訂《北京條約》。鹹豐十年底（1861年初）崇厚擔任駐津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莊、登州三處口岸的通商和外交事務。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他先後參與了和普魯士、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等國訂立通商條約及章程的活動。相比京城中那群思想頑固不化、對世界劇烈變化極其愚昧無知的滿洲王公大臣來說，崇厚當時算得上是一位粗通外交和洋務的滿族官員了。早在成豐八年（1858年）三月，天津海口軍情危急，崇厚奉命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辦理海防，親眼目睹英法聯軍堅船利炮之威力，因此他積極主張購置新式船炮加以仿製，促使軍隊近代化。李鴻章1862年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建立江南機器製造局，崇厚急起直追，於1866年秋在天津置地、購買機器、聘用外國技師，開始籌建工廠，至1870年天津機器製造局建成，初具規模，成為北方京津地區最早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為此事用心與出力甚多。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發，崇厚作為這一事件的主要責任者，本該受到相應處分，然而其仕途命運卻因禍得福，出現了某種戲劇性的變遷。其時，因教堂及教民與當地民眾積怨深久，終於引發衝突，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秘書西蒙及修女、教士多人被激憤的天津民眾打死，望海樓教堂、育嬰堂、公館、洋行等被焚燒，震驚中外。各國公使紛紛聯銜照會總理衙門，要求派軍隊保護，並以武力相要挾。法國公使羅淑亞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北京，氣勢洶洶，興師問罪，欲進一步擴大事端。崇厚平日偏袒、庇護教會、傳教士及教民，與釀成此事件不無關聯，為此受到天津士民普遍怨恨。清廷先後派出曾國藩、李鴻章赴津查辦此案。崇厚身為主管天津地區外交事務的最高長官三口通商大臣，本該對此事件負主要責任，但清廷最終對崇厚隻輕輕“降一級留任”，不但留任，旋即還委以重用，而其下屬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卻被革職流放黑龍江，另有二十人被正法，二十五人被充軍，並向法國賠償巨款。為維持“保和局”、“不起兵端”這一準則，曾國藩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不得不聽從崇厚的意見，事後隻得以“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而自責。之後，在法國公使脅迫下，清廷派遣崇厚作為欽差大臣出使法國，專為天津教案向法國政府賠禮道歉。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赴外國賠禮道歉的專使。1871年1月25日崇厚到達法國馬賽，正遇上普法戰爭結束，法國戰敗，拿破侖三世被俘，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共和製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接著又爆發巴黎公社革命，法國政局一片混亂。待大局稍定，崇厚一行才抵達巴黎，法國政府卻又一再刁難，欲添加無理條件和要求，以致崇厚備受輕慢，一直未能遞交國書。崇厚隻得離開巴黎，前往英國和美國，靜觀待變。此種情形下，法國政府態度遂有所改變，崇厚重新返回巴黎，向梯也爾總統遞交了國書。說明天津教案中的責任者包括官員和民眾已受到嚴懲的處理結果，事件得以終結。在這一過程中，麵對法國政府的各種刁難，崇厚及時向國內總理衙門通報情況，總體來說應對還比較得當，同時，因當時受普法戰爭重創及法國國內政局反複動蕩，法國政府無心亦無力在天津教案一事上長期糾纏不休，諸種因素成全崇厚完成了外交使命。這一下，崇厚衣錦榮歸，備受恩寵，撈足了政治資本，在清廷最高統治者兩宮太後眼中，崇厚是個不負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自家子弟，不僅宮中大事找他商量，讓他接替去世的兄長崇實擔任盛京將軍要職，還為日後派他作為欽差大臣出使俄國奠定了基礎。
沙俄長期以來一直覬覦我國新疆領土，支持阿古柏分裂勢力搞叛亂。1871年7月，沙俄趁新疆阿古柏叛亂、清廷一時無力收複失地之機，悍然派兵占領了伊犁，雖口頭上假惺惺地向中國政府表明占領是臨時的，等到中國政府在當地有治安能力時就將伊犁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企圖永遠占據這片領土，為此將伊犁劃歸七河省直接管轄。這顯然是沙俄趁火打劫之舉。清廷與俄方多次交涉，沙俄一再拖延，企圖造成長期占領的事實。在陝甘總督左宗棠等官員的堅持下，嚴辭駁斥了李鴻章一派的放棄新疆論，清廷終於下決心出兵新疆。左宗棠親自率領大軍挺進新疆，節節取勝，迅速平定了阿古柏叛亂，至1877年12月，收複了除伊犁以外的南疆、北疆全部失地。左宗棠在軍事上取得的重大勝利，粉碎了沙俄企圖竊居新疆為其所有的陰謀，為中國收回伊犁主權創造了良好條件。按理說崇厚在此時出使俄國，交涉歸還伊犁問題，處於比較有利的外交形勢，可是崇厚卻輕易墮入俄方設計好的陷阱，擅自簽訂喪權辱國條約，也把自己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光緒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廷派盛京將軍、吏部左侍郎崇厚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在上諭中特別說明：“崇厚尚能辦事，於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駐紮，相機辦理。”六月二十一日（公曆7月20日）再下諭旨，將崇厚升格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而同時被任命出使英國、法國的欽差大臣曾紀澤卻沒有“全權”的頭銜、待遇和權力。足見崇厚之使命關係重大，清廷對他的信任之深厚。然而崇厚接受使命後，根本不去花費精力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勢，出發之前，隻顧連日酒宴餞行，“酬酢之多，苦無暇晷”。更重要的是他本該走陸路，途經新疆，這樣既可考察伊犁實情，又可和最了解西北邊陲形勢的左宗棠商量，避免外交失誤，但崇厚卻執意要走海路，經歐洲直接抵達俄國都城聖彼得堡。他在對新疆及伊犁前沿實情一無所知，根本認識不到伊犁問題重要性和複雜性的情況下，就匆匆上路。當時朝廷中有官員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如翰林院侍講張佩綸上奏本指出崇厚赴俄走海路為大錯：“使臣議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曆其地，體察形勢，知己知彼，則剛柔操縱，數言可決。今航海而往，不睹邊塞之實情，不悉帥臣之成算，胸無定見而遽蹈不測之地，將一味遷就乎？抑模棱持兩端乎？事事遷就則不能，語語模棱則不可，不必許而許之則貽害，不必緩而故緩之則失機。是猶醫者未嚐切脈辨證而懸揣以處方，安在其能中款竅乎？臣度左宗棠責任重，更事多，雖整軍經武，正辭盛氣，以臨俄人，此自疆吏之體則然耳；其老謀深算，必有持久通變之策，決不孟然僥幸，以生戎心。”他還明確要求朝廷“無庸授與崇厚全權便宜名目”，以免埋下隱患，這樣做，“遇有重件創舉，馳奏候旨，則所以為使臣地者稍寬。若貿然從事，一諾之後，便成鐵鑄，不慎於始，雖悔何追”。這些苦口良言後來皆不幸而言中。
當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達聖彼得堡，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亞曆山大二世遞交了國書。俄國高官和商會多次舉行高規格的盛大宴會、舞會來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熱情、友好的假像弄得昏頭漲腦，洋洋得意，哪裏還去警惕談判對手的陰險狡詐和狼子野心。俄方的一係列花言巧語使得崇厚忘卻了自己是為奪回失地而赴俄談判的外交使命，反而倒過來一味替俄方說好話。遲至3月15日他才顧上給總理衙門奏報出使俄國的經過，電文稱：“外部允還伊犁，商辦通商，分清邊界，其商虧，並代收代守兵費，已允還給數目尚未說明，尚無圖利之心。”並再三強調自己與俄國原駐華公使布策的私人交情：“布策亦渭前在天津及為駐京使臣，與臣相識計有十餘年之久，察其情意頗為款洽，臣當告以奉命前來係朝廷慎固邦交之意，嗣後辦事總當以兩國有益和好為重……布策亦言，如本國之命深願和衷商辦。”兩天後崇厚又在電文中說：“前信外交允還伊犁，商辦交收清界章程，我允其通商，允還代收代守兵費，請代為麵奏，並照會凱署使，囑其電致外部，代達中國謝意，並將彼此允還大要，聲明定章，交收迅速辦理。再布策密雲：並無因利多索之心。”崇厚甚至對俄方稱“伊犁用費及伊犁俄民補恤兩款，則以數目無多”也信以為真，根本沒有認識到伊犁除了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外，還有著極其重要的經濟戰略地位，是中俄陸路通商主要商道的必經之地，對俄國經濟尤為重要，沙俄正是以保護本國商業利益為借口而出兵侵占伊犁及周邊地區的俗語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遠在新疆主持軍務的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一針見血地揭穿俄方采用的談判手段是：“此次崇厚全權出使，嗾布策先以異詞（飠舌）之，枝詞惑之，複多方迫促以要之。”在沙俄的精心策劃下，崇厚果然乖乖地上了鉤，不但沒能利用當時的外交與軍事有利形勢盡快地完全收回伊犁主權，反而一步步喪失外交主動權，完全被沙俄牽著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