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摘登
作者：殷樂信
向虎雛先生在兩本書中三處提到我家，所述之事卻完全是錯誤的。
這兩本書一是《百年回望——辛亥革命誌士後裔憶先輩》，武漢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百》）；一是《向岩紀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向》）。在《百》著第四百一十九頁，向虎雛寫道：“小時候，在祖父帶引下，我曾有幸見到此案（按，指清末武昌日知會“丙午之獄”一案）中解放後健在的三位老人——張難先、殷子恒、梁鍾漢。特別是家住曇華林馬道門的殷老。記得有段時間祖母天天去他家探望，原來他在一紗廠做工的女兒失蹤，老人急瘋了登報滿世界尋人。”
這段文字是在此書收錄的向虎雛先生寫的《辛亥百年張良廟前憶祖父向岩》一文中。同樣，這篇文章這段文字見於《向》著第一百八十七頁。《向》著二百六十九頁中還寫道：“小時候，我陪祖母多次造訪殷子恒老先生家，殷老家在武昌曇華林馬道門，毗鄰曇華林小學，是一處坐東朝西帶簡易甬道都市裏的柴門農舍。”
先界定一下向虎雛先生所說的“小時候”。向先生是國內著名的武漢大學衛星導航定位技術研究中心教授，網上查到他出生於1946年12月。那麼，他“在祖父帶引下”和“陪祖母多次造訪”的“小時候”，應該在1950年至1957年之間吧，因為我的祖父殷子衡（亦名子恒）是1957年秋季去世的。
然而，在向虎雛先生所說的“小時候”這段時間，我祖父卻不住在武昌曇華林。抗戰勝利後，祖父從鄂西恩施退回武昌，直到去世，一直居住在武昌彭劉楊路125號。彭劉楊路在武昌城內靠西，而曇華林靠東，兩處相隔甚遠。這是向文中的第一個錯誤。
再說開一點，祖父從未在馬道門住過，即使是在抗戰前，祖父也是居住在鶯坊巷，那時向教授還未出生，應該在他的“小時候”之外吧。
第二個問題是：“他（按，指我祖父）在一紗廠做工的女兒失蹤。”
但我家長幼幾代人，都沒有這個“在一紗廠做工的女兒”，也就談不上什麼“失蹤”、“急瘋了登報滿世界尋人”的事了。
我祖父有兩女一子，順序是長女昭素，子愛生，次女靜慧。愛生是我父親，昭素是我姑母，靜慧是我姑姑，我家依黃岡故鄉習俗，我稱呼昭素姑母為伯伯，稱呼靜慧姑姑為二爺。昭素伯伯和靜慧二爺都上過教會學校，通曉英語。昭素伯伯一輩子從事教會工作；靜慧二爺則一直在學校教書，她們二位一生都沒有與任何紗廠接觸過，也一生都沒有任何失蹤之事。何況在向教授的“小時候”。她們二位都年過六旬，怎麼做工？
順便說一句，辛亥革命後，我祖父即遠離政治，獻身宗教，曾擔任基督教武昌聖公會會長，彭劉楊路附近的聖三一堂，就是我家宗教活動之處。
通觀向虎雛先生文章中寫到我祖父的幾處文字，還是滿懷敬仰之情的。所以，我寧願相信向虎雛先生的錯誤是記憶有誤。是無心之失。但令人費解的是，在這兩本書出版之前，世交至友李文熹先生就聽他的朋友、民俗專家劉謙定先生轉述過向虎雛先生這個說法，李文熹當即指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並請劉謙定先生把這些都轉告向虎雛先生，免得以訛傳訛。據劉謙定先生說，他是如實轉告給了向虎雛先生。那麼，為什麼事過近一年之後出版的這兩本書中，向虎雛先生仍然堅持寫上他的錯誤說法呢？
我是1932年出生的，比向虎雛先生虛長十四歲，我家的事，我應該比“小時候”的向虎雛先生知道得多些、記得也清楚點吧？真不知向先生心裏是怎麼想的，是個什麼意思！子虛烏有之事，還請向虎雛先生給予必要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