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周平
1923.6.12——6.20 廣州 代表人數30餘人 全國黨員420人
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1號（現恤孤院路3號），有一幢兩層高、每層兩間相通的磚木結構、人字瓦頂的普通房屋，屬於設有騎樓的典型舊式廣州民居。樓房因年久失修，顯得有些破舊，但不失寧靜。1923年6月，廣州進入盛夏時，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幢樓房中秘密召開。大會正式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實現。
中共三大召開的前夜
1922年8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回到中國，帶來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馬林在會上強調：“中國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各個革命階級聯盟的黨，所以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到這個黨裏麵去，來改造這個黨，來共同地推動國民革命。”會議經激烈爭論，最後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原則確定，隻要國民黨能夠按照民主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兩黨合作。
最初，孫中山對與共產黨聯合一事，態度也不是十分積極。可是就在這時，現實給他上了一課。
1922年6月，孫中山一直倚重的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孫中山從危難中脫險，於8月回到上海。此事對他打擊很大，使其陷於苦悶彷徨之中。他沉痛地說：“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求新的同盟者。
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雪中送炭，當即發表聲明，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
當時，李大釗、陳獨秀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經過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談，孫中山深感共產黨人是值得信賴的。他感歎道：“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並主動邀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表示，自己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孫中山回答說：“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麵做第三國際黨員，盡管一麵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因此成為最早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同時，為了取得更廣泛的支持，孫中山又和蘇俄政府的代表越飛進行了深入會談，並於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此後，他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逐漸形成。
在這段時間，中國共產黨也經曆了一番血的教訓。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受到北洋軍閥殘酷的鎮壓。工人階級遭到一次嚴重打擊。由此，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力量勢單力薄。因此，中共轉為主動自覺地建立統一戰線，聯合國民黨共同進行民主革命。
為了實現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已經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最緊迫的課題，於是，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以解決民主革命的策略問題。
各地舉薦三大代表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三大後，各地根據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進行了大會代表的推薦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4個區，共推薦代表30多人，此外，從法國回國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馬林後來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平江（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蘇學生支部）。”這些三大代表是經過黨員選舉產生的，代表著全國420名黨員。
為了安全和保密起見，代表們分批出發，盡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車，不坐同一條船。北方區代表羅章龍在回憶那時的情景時說：“我是先坐火車到天津，轉乘海輪去上海，再坐船到廣州的。到廣州後，我們立刻換上了一套半長不短的‘唐裝’，一副廣東人打扮。廣東區委派有專人負責接待。當時廣東區委對外的代號是‘管東渠’。我沒有固定住所，時而在譚平山家中，時而在廣東區委機關，有時還住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廣州，道路很不熟悉，幾乎每一次開會都有人來指引，帶我們去會場。”
江浙區代表、時任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回憶說：“我和王振一是從上海坐船走的。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於樹德、金佛莊等人。於樹德和金佛莊是江浙區委下轄杭州支部的成員，他倆都作為列席代表參加。當時於樹德生活困難，沒有錢買船票，我給他出主意，他就把鄰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船不能從上海直達廣州，途中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到達廣州後，廣東黨組織派人接我們。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發現毛澤東、向警予、蔡和森、張太雷、瞿秋白、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等同誌都已經到了廣州。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我們休息了兩天才開會。”
陳獨秀作主題報告
在大會正式開幕前，舉行了兩天預備會議。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向警予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預備會議。預備會議為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了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的草案，並對中央委員會的人選問題進行了討論。
1923年6月12日，出席三大的代表在廣州東山區恤孤院後街31號聚齊，中共三大正式開幕。陳獨秀在會上代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報告總結了二大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教訓，著重說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他說：“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遠東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隻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陳獨秀在談到西湖會議時說：“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以後我們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報告最後檢討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指出：“我們忽略了黨員的教育工作”。“許多知識分子懷著革命精神加入了我們黨，但是對我們的原則沒有認識。工人表現出有脫離知識分子的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願望”。“宣傳工作不夠緊張，我們很少注意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也沒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婦女中進行工作，女黨員的人數也還太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報告在談到中央委員會的缺點和錯誤時指出：“實際上中央委員會裏並沒有組織，5個中央委員經常不在一起，這就使工作受到了損失。”在談到地方上的工作時，報告表揚了湖南的同誌，指出他們“工作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