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作者：祝彥 李紅輝
在一個仍存在階級的社會裏，伴隨著作為國家機器的政權的產生，就會滋長出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貪官汙吏等等醜惡現象。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這個剛誕生的紅色政權內部，也不同程度地滋生蔓延著一些消極腐化現象，如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等等，其中有的還比較嚴重。為淨化革命隊伍，推動革命事業健康發展，中央蘇區對這些不良現象進行了堅決打擊與清除。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國土地革命戰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隨著遊擊戰爭的發展和革命根據地的擴大，全國範圍內陸續建立了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擁有十多萬紅軍部隊。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白區的組織得到了恢複，工人運動的浪潮也日益高漲。形勢的發展，需要中國共產黨思考如何製定新的鬥爭策略，以適應這一革命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
經過中共中央多次會議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有必要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以便加強無產階級領導，把城鄉、工農以及各個根據地的鬥爭和紅軍的武裝鬥爭密切地聯係起來。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建議與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起召開有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大會決定，於1931年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經過1年7個多月的籌備，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期在江西瑞金召開。來自中央蘇區、閩西區、湘贛區、湘鄂區、湘鄂西區、瓊崖區、贛東北區等革命根據地的代表，以及紅軍部隊的代表和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等白區代表共計610人，齊聚於瑞金縣城東北的葉坪村出席會議。20日，大會在圓滿完成了各項議程後閉幕。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並由人民委員會提名，任命了各人民委員部委員，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員，朱德任軍事人民委員，項英任財政委員會主席，範樹德、毛澤民任財政委員會委員，張鼎臣任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任內務人民委員兼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主筆，何叔衡任工農監察人民委員，梁柏台任司法人民委員，方維夏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總務廳廳長。
隨著中央政府的誕生，各級蘇維埃政權也相繼建立起來。如在閩西地區，先後正式成立了長汀、永定、龍岩、上杭蘇維埃政權，還有50餘個區，400多個鄉建立了區鄉蘇維埃政權。
“廉潔政府”的建設
“蘇區幹部好作風”，這是當時根據地群眾對蘇區幹部的樸素讚揚。蘇維埃中央審計委員會發布的《關於四個月節省運動的總結報告》中曾用這樣的語言表達對蘇區幹部作風的肯定：“我們可以誇耀著：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尤其是在爭取國內戰爭‘無論如何要勝利’的上麵，存在著偉大的實際意義。”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一種廉潔奉公的風氣，這與中央蘇區進行的勤政廉政教育是分不開的。
首先，在中央蘇區，黨和政府牢固地確立了“真心真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並率先垂範踐行。1929年4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就要求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樹立爭取群眾的觀念，要像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經常念叨著“爭取群眾”這個經。在《紅軍第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毛澤東指出：紅軍打仗的時間與做群眾工作的時間應該是“一與十之比”，可見他對群眾工作的重視。在1934年1月27日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用較長篇幅專門談關心群眾問題，明確提出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該報告中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正因為這樣強調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因此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關心老百姓生活疾苦的動人故事。比如在江西瑞金沙洲壩的井水旁，至今還樹立著1933年4月，當地群眾為紀念和感謝毛澤東與紅軍打井而立的石碑，碑文上寫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關心，蘇區群眾感激地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俗話說，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蘇區群眾對於革命事業給予了滿腔熱情的支持。據統計，土地革命時期，贛南蘇區總人口約220萬，其中青壯年約50萬，而前後參加紅軍的就達30餘萬，有10萬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作為模範縣的興國，更為突出，興國縣當時人口為23萬，參軍參戰的就達8萬餘人，其中有名有姓犧牲的烈士就有23179人，後被稱為紅軍縣、將軍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