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緣千裏來相會，無緣對麵不相識。據說人的相交、物的聚散是有緣分的。我相信。
30年前我當中學語文教師，對教材中阿累的《一麵》一文印象極深。電車工人阿累在上海內山書店，捧著《毀滅》愛不釋手，偏偏囊中羞澀，悻悻然時魯迅突然出現了，還送他一本。那時，我傻想：我什麼時候見到阿累就好了。
1981年我編《範文創作談》，請作品入選中學課本的作家談創作，四處打聽阿累其人，無人知曉，更不知他是否健在。是年，在羊城的一次筆會上，偶與張揚邂逅，時張揚因《第二次握手》聲名鵲起，供職於湖南省作協。他說阿累真名叫朱凡，是他們省的宣傳部長。張揚熱情為我牽線，聯係上了阿累，阿累寄來了《關於》，還送我一張他的照片給我作紀念。
上世紀90年代，我編《雙葉叢書》，請巴金、肖珊夫婦入盟，未果。我又托請蕭乾、文潔若出麵斡旋，也無濟於事。1997年，我到舒乙家去玩，告別時他托我一事：說中國作協為每位90歲以上的會員定做了一雙麂皮鞋，問可否勞駕我捎給巴金。我一口應允。返寧後次日即赴杭州汪莊，乘送鞋之便，向李小林舊事重提。盛情之下，小林礙於情麵，說帶我當麵聆聽巴金的意見。巴老竟欣然首肯。霎時間時來運轉，《探索人生》終獲出版。
我與浩然的相識，全緣於我偶然得了一幅別人假冒的他的手跡，向其求證而結交。後在他的關注、幫助下，躋身編輯行列。
也曾慕名拜訪錢鍾書先生並組稿，可錢先生每每見我叩門，他老人家與我“躲貓貓”，不與我“過招”。
--緣，是可遇不可求的。
令我抱憾的是坐失了拜會冰心先生的良機。
粉碎“四人幫”不久，因工作關係我與冰心先生通信。策劃《雙葉叢書》第一輯時，便想請她加盟。因自己與她交淺，人微言輕，不敢冒昧，便托請她的“餅幹”弟弟蕭乾說項。以助人為樂著稱的蕭乾卻一口回絕。他說冰心先生年事已高，不能打擾了。他已答應過冰心及其家人，不再“多事”，說到這種份上，我已心冷如冰了。後來巴金同意加入叢書，我心不甘，遂致函陳恕(冰心小女婿)請他玉成此事。大概見我情真意摯，陳恕鼎力相助，出版了冰心、吳文藻的合集《有了愛，就有了一切》。1998年，我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赴京，打電話向陳恕表示，如方便想請他帶我到醫院拜訪冰心先生。陳恕告訴我，恰好次日他要到北京醫院去看冰心，我可同去。可次日一早，社裏突然安排我到展台去值班。無奈中我隻好向陳恕說明“看先生的事，隻好待下次了”。一個月不到，冰心駕鶴遠去。人生如過客，時豈我待！
--緣，是稍縱即逝的。
我結識陳從周先生是王映雪介紹的。時他已中風。我編徐誌摩、陸小曼的散文合集《愛的羅曼》時，陳從周先生及女兒幫了大忙，為我提供了兩幀徐誌摩、陸小曼的照片，都是首次刊布的珍品。為表謝意，我先後兩次到府上致謝。第一次是途經滬上，去時匆匆，未打電話，先生上醫院去了，不適。第二次去時，麵是見著了，然陳先生已是雙目緊閉，不能言語了。端詳牆上那幅和藹儒雅的肖像，真不忍再看久臥病榻昏昏沉睡的先生本人；回眸再視屋內懸著友人送的《長壽鶴》、《長樂翁》字畫，教人不勝感慨。
能有緣分見到陳先生一麵，固然是我的幸福，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倒還真不如見不著的好。先生暮年的那種景象是教人無法承受的。
--不以有緣(一麵)而喜，不以無緣(一麵)而悔。
物的聚散亦然。
戈寶權先生逝世後，其夫人梁培蘭贈我一冊魯迅先生印製的《鐵流》(三閑書屋印，1931年初版，毛邊本)。據扉頁多處題識考證：此書原為譯者曹靖華的改校稿本，上有曹先生二十餘處用毛筆潤改的手跡。不知何時何因，此書流入北京東單舊書肆，為研究魯迅的專家戈寶權淘得。唐山大地震後的第七天，戈寶權持書拜謁曹靖華，曹先生揮毫題識以記。戈先生走後，梁培蘭女士將故人寶物贈我。我惶恐之至，請梁培蘭女士題墨紀念。兩年後，在南通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會上，我見到海嬰先生，述說該書流傳經過。海嬰先生聽後，感慨萬千，應我之請又題了一句話：“書緣緣於人緣。”
其實，緣有時也源於物。古人雲“以文會友”即是。
我與《讀者》的緣分就很有趣，了而不斷。1987年我辦《東方記事》，《讀者》那時叫《讀者文摘》，常轉發《東方記事》的作品，遂結識鄭元緒先生。《東方記事》停刊了，鄭先生離任了，我與《讀者》的緣分沒有中斷。胡亞權先生主持工作時，我與友人合作為其選編了一本《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美文選》。時至彭長城先生任主編，我正“賦閑”等待退休，偶寫小文自娛，不經意中《讀者》轉載了我的《賀卡藏趣》等文章。正為此種種，適《讀者》原創版麵世之際，我寫下了這篇《說“緣”》。
--緣，卻也會脈傳、延續的呢！
--緣，是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