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連載
作者：熊宗仁
何應欽，黃埔軍校的總教官，國民黨一級上將，擔任過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司令部總參謀長、軍政部長等要職，是黃埔係裏僅次於蔣介石的二號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曆史學家。本刊從2010年一期起，連載熊氏所著長篇《一級上將何應欽》，以饗讀者。
西北“善後”瓦解東北軍西北軍
川康“整軍”整治劉甫澄和川軍
（一）
西安事變半月之內迅速得以和平解決，成了中國由長期內戰向國內和平的轉折點。
1936年12月28日，針對蔣介石兩天前在洛陽所發表的《對張楊的訓詞》中的聲明，毛澤東在《關於蔣介石的聲明的聲明》中，肯定“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同時又指出，“這對於指揮內戰、製造分裂、並欲在這次事變中置蔣於死地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陰謀，給了一個打擊”。毛澤東這裏所說的“中國的討伐派”，便是以何應欽為代表的黃埔係軍事集團。毛澤東在聲明中還強烈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地履行他因之而獲釋的全部條件，真正“言必信，行必果”，“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蔣介石的“折扣”，有的是他自己公開背信棄義，有的則是通過何應欽去把他的許諾收回。12月29日國民黨的中央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便是這種“折扣”的立竿見影的表現。蔣介石虛情假意地請辭去行政院長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而經過與會者們真心也罷，違心也罷的一番慰留，他依然獨攬著大權。一麵偕夫人宋美齡回奉化度假療養，一方麵把張學良終身軟禁，逼迫楊虎城辭職，而且還授權何應欽解決西北“善後”——瓦解東北軍、西北軍和迫害參與西安事變的主要人員。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中，斥責“親日派一麵扣留張漢卿先生，一麵指揮已奉蔣介石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軍又向西安進攻”。這是對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的蔣介石的揭露，更是把打擊的矛頭對準何應欽。
8日這天，國民政府撤消了被視為親日派分子的張群的外交部長職務，改由英美派的王寵惠接替。但何應欽是蔣介石手中一張得心應手的聽用牌，需要對日妥協時，他會全心全意對日親善，而一旦需要親英美時，他也會討得英美的歡心。因此，蔣介石決不會因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何應欽嗚鼓而攻之，便不敢放手使用何應欽。
蔣介石在對日、對共產黨、對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確因西安事變發生某些變化的同時，他內心世界的真實情況卻反映在他1937年2月5日的日記中。他認為他當前的五項方針是：“一、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二、政治、軍事仍應漸進，由近及遠，預定三年至五年內為統一時間。三、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四、加強軍隊之訓練。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蔣介石五條方針中的第二、四、五項特別是第二項的主要執行者，便是何應欽。
2月10日，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致電該會，提出實現國共合作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這是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國內和平，實現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一任務而采取的有原則的必要的讓步。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旨在討論西安事變的處理及其以後的對內對外政策。
此前，國共兩黨關於合作抗日的談判也已經開始。3月以後，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先後到南京、杭州、廬山等地與蔣介石談判，解決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共同綱領和具體形式、關於邊區政權及紅軍改編等在西安事變中爭執不下和懸而未決的一係列問題。又由於日蘇間對抗的升級，以及蘇聯和世界和平正義力量對中國人民的同情、支持，進一步促成了西安事變以後開始的中國曆史新起點的形成及發展。國內和平是基本上確定了；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階段已經完成。何應欽在這一個階段直至抗日戰爭爆發，依然繼續執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前即已確定的瓦解東北軍、西北軍和使地方實力派武裝“國軍化”的計劃。
（二）
何應欽、蔣介石處理西北“善後”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即破壞業已形成的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的抗日統一戰線局麵，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何應欽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由顧祝同出麵赴陝處理“善後”及改編事宜，同時派大軍以演習為名，再度向西安進逼，形成軍事壓力。
1937年1月5日，何應欽公布了所謂“整理陝、甘軍事辦法”，在西北軍政和人事上作了如下安排：
一、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承軍事委員會之命，綜理陝、甘、青、寧軍事。
二、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
三、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於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戴罪圖功。
同時還指定了東北軍、西北軍及中央軍各部的駐地及餉糈供給辦法。潼關、朝邑、渭南、西安、鹹陽、寶雞以達天水一帶戰略要地和物產稍豐饒之區，全為中央軍駐地。
何應欽“整理陝、甘軍事辦法”的公布，證明了楊虎城對蔣介石會背信棄義的估計基本正確。以民族利益至上、不計個人安危及東北軍命運的張學良，錯誤地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遭到終身軟禁，使何應欽比較順利地實現其辦理陝甘“善後”，整治東北軍和西北軍。張學良被囚，東北軍廣大將士憤怒已極，要求打到南京去，救出少帥。楊虎城等高級將領鑒於中央軍10個師又1個教導總隊已奉何應欽之命向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挑戰之形勢；更複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激憤，萬眾憂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迫脅”。遂聯名發表通電，謂：“乃正當蔣委員長休沐還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匪惟未遵令東還，反而大量西進……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原已和緩的西北局勢，再度緊張起來。對東北軍、西北軍的抗議和準備反抗，何應欽反誣為周恩來“參加變亂之主持”，中共“挾其邊區政府特殊化方案，要挾楊虎城”所致。為避免戰亂重開，張學良不得不忍痛於1月7日致電蔣介石，說：“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陝甘問題，良十分憂心，非隻慮陝甘，所慮者大局形勢，以及內亂之延長、對外問題耳。”而蔣介石複電卻大耍誆騙恐嚇之術，要求張學良致函楊虎城及西北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不可再錯到底”，否則，即以“抗命”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