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否不再將婚外戀與社會穩定視為負相關關係，逐漸將其作為“個人私事”來看待比較客觀。人們囿於“家國同構”的傳統觀念，囿於“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穩定關係到社會的穩定”的說法，常常把離婚率與社會穩定聯係起來看，同時把婚外戀當成離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得出婚外戀越多，離婚率越高，社會越不穩定的結論。從而主張扼製和製裁婚外戀。那時許多人自願充當“偵緝隊員”，專門刺探別人的私情，大概也是出於這種“責任心”。 實際上，這種負相關關係是虛構的因果關係，我國曾出現的社會不安定，沒有一次是因為離婚率上升。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離婚率高的國家，社會不一定不穩定，如歐美諸國；離婚率低的國家，社會不一定就穩定，如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相比之下，就業狀況、人口素質等對於社會穩定是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因此，近年來，人們不再把婚外戀看得那麼事關重大，而是逐漸將其看做個人私事。這也是人們對婚外戀逐漸寬容的原因之一。
第三，充分認識和承認人的“喜新厭舊”的本能。任何一個健全的人，對美好的事務總是追求和想往的，人有了“追求”才能進步！試想一個有婚姻裂痕的人，一旦找到了“知已”，不會紅杏出牆嗎？！從審美角度來看，那一個男人不愛美女；那一個女人不喜歡才郎！一個在欠發達狹窄地區結婚的人一旦進入開放的大都市，情感是很容易變化的，例如在1949年革命取得勝利，進入城市後，許多共產黨幹部同原來的妻子離婚另有新歡，就是證明。“情”最喜歡捕捉的是新鮮，“新鮮”對情有一種魔鬼般的誘惑。
“權利”、“金錢”、“成就”是性激素。人一旦地位發生了變化；或成了大款；或有了成就，其思想意識是要發生變化的！情感屬於思想範疇，當然會發生變化。在曆史上，上到皇帝、總統，下到縣官小吏，己作出了明確回答。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在懲處的貪官當中有98%的人有情人。那麼沒犯法的當官中，又有多少呢？！隻有天知道！
第四，理性反思婚內問題，不再一味譴責對方“道德敗壞”，而是客觀全麵分析。過去隻要聽說誰有婚外戀，就會不加分析地把其看成道德敗壞，對其施加社會壓力，進行道德譴責，而其配偶就成了受害者，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由此助長了其委屈的心理。在一邊倒的社會輿論中，如果原諒對方，人們反而會不理解，覺得怎麼可以再與“壞人”生活在一起，辜負了大家的同情，因而弄得當事人“騎虎難下”，常常不得不離婚。
現在人們遇到婚外戀時，能先冷靜下來，反思並承認婚內的問題，進行客觀全麵的分析，既批評移情別戀者的錯誤，又內省自身的缺點，思考改善婚姻質量的必要和可能，以挽救婚姻。不再用簡單的直線的方式分析複雜的問題，這確實是人們認識的提高和思維方式的進步。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真正完美的夫妻關係，就是夫妻之間既要有經久不衰的親密性，又要有持續不斷的調適性，還要有高度充分的獨立自由性，這三者構成了現代家庭鞏固的基礎。但是，中國婚姻家庭的質量總體不高，其中婚內性生活的質量尤其不高。
結婚時倆人沒有摩擦，隨著文化素質、年令、身體健康狀況的變化，雙方不進行調整，其中一方會厭煩對方，從而感情破裂。現在許多人已認識到：“相處容易，相愛難”的道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社會在進步，人們對婚姻質量也在提出新的要求。“性”作為一種生育手段在下降，而作為一種享樂手段在上升。人們己默認了“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最說明問題的是城市離婚率高於農村；發達地區高於貧窮地區。我國離婚率呈逐年增長趨勢。 這種離婚現象大多發生在三十歲到四十多歲的年令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結婚的人，雖然年令均在六十多歲，但仍有個別人拋棄了‘維持會’舊的觀念，出現了離婚現象。
最後，兩難選擇。當今在我國婚姻當事人解決婚姻與婚外情這一兩難選擇困境的方法不一而足，每一種方法都各有其利弊：在某些人看來是唯一正確或明智的選擇，在另一些人看來看法正好相反。選擇保持忠實的人，付出的代價和獲得的饋益各有不同。有的人即使對婚姻生活非常不滿，卻囿於社會的、道德的，甚至宗教的原因，拒絕離婚和不忠，認命地奉行“從一而終”的理念。他們對婚姻中自我認同嚴重信心不足，消極地接受婚姻中挫折和不快是命中注定；他們壓製情欲，依靠幻想和虛構來滿足情欲。這樣做的人在另一方麵也獲得了選擇符合良知、內心不安獲得紆緩的某些饋益。
尚有一些人雖然同樣受到需要和不滿足之苦，卻采取了較為積極的做法，即將空置未用的情色精力強製性地轉化在工作、學習或專心管理家庭上麵。這種選擇難免留下壓抑情感之嫌，在忘我工作和學習之餘也常伴隨著難耐的寂寞和無奈，但饋益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他們看來，不倫之愛和性愛歡愉是不容許的，心無旁騖的工作、學習或做公益事業不但給個人帶來成就感，更重要的是社會倫理的普遍認同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