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賀桂諾首次約談之後，我突然想起一個案例，一個1年前我曾經處理過的案例。案例的當事者姓汪，是一個40來歲的壯年男子，他當時就有掐死陪伴他近20年的妻子的衝動。我在為他治療時發現，他多年來一直喜歡一個比自己小13歲的姑娘，並且強烈希望能和那位姑娘結合。掐死妻子的念頭隻是太想和那位姑娘結合的念頭受阻之後產生的病態觀念。那麼，賀桂諾會不會也屬於這種情況呢，是不是她在向我隱瞞事實，怕承認婚外情會傷害自己的榮譽？我作出這樣的懷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賀桂諾事業很成功，是注冊會計師，又當上一家很有名氣的會計事務所的業務主管，她的年薪高達30萬元。雖然她巳經37歲了，但她長得很有王熙鳳的味道：精明、潑辣。這樣的女人一般很難有滿足現狀的時候，她愛上其他男人和其他男人愛上她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我與賀桂諾的第二次約談，正是想掘出“扼死丈夫”這一強迫觀念的根。
“賀女士，我需要對你的問題作出精準的診斷，就必須依賴於你所提供的真實信息，所以，你為我提供的口頭資料必須確保是真實的。”我說。
“怎麼，我說的話有虛假嗎？”賀桂諾問。
“我不知道，但願沒有。我想知道，你丈夫有過外遇嗎，你有過外遇嗎？”我問。
“有過，兩個人都有過。他先有，我後有。但這事巳經徹底過去了。”賀桂諾說。
“且慢。你後有，他先有。你的婚外情是不是帶有報複的性質？”我問。
“哎呀，醫生，你扯得太遠了，我想扼死丈夫的念頭與此事無關！我從來沒有恨過我丈夫，我要恨他或者嫌棄他早就和他離婚了，何必要殺掉他？我還沒有傻掉，殺了他我還得抵命，老實說我還想好好地活下去。”賀桂諾說。
“這麼說你想扼死丈夫的念頭是沒有任何原因的？”我問。
“對，的確是無緣無故的。”賀桂諾說。
“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有沒有看過扼死人的報道或其他什麼有關的暴力文字。”我問。
“嗯，有，有。我曾經在一份晚報上讀過一篇報道，報道上說的是上海一位老板扼死了他的情人。”賀桂諾深思了一陣說。
“那麼在你第一次產生扼死丈夫的念頭時，你是否聯想到這篇報道？”我問。
“好像聯想到了。聯想到了，是聯想到了。當時看到丈夫在酣睡，頭腦裏馬上想到那篇文章，又馬上想到扼死丈夫。”賀桂諾說。
“出現扼死丈夫的念頭以後你是否覺得自己的這種念頭讓你非常不舒服？”我問。
“是，我感到太難受了，太不可思議了。但我沒法驅走那個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的念頭，它好像鑽進我的大腦，根本驅不走啊！”賀桂渚說。
談到這裏，我基本上可以作出準確的診斷了，我認為賀桂諾女士是患上了強迫性障礙，更具體地講，她是患上強迫思維。我當時就將我的診斷意見告訴了賀桂諾。我對她說，她患上了強迫性障礙，這種障礙經過合理的治療是可以痊愈的。我建議她先服用對強迫症頗有療效的強效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製劑Lustral。賀桂諾當時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治療建議。我還提醒她說，在服用藥物的同時一定要接受心理輔導，這樣會更快更徹底地擺脫強迫症的困擾。
現在我們回過來再看看賀桂諾強迫思維發生的過程及原因。我們應承認，賀桂諾在患強迫症之前是具有某種特定的氣質或性格的，森田正馬將這種特定氣質或性格基調稱作“疑病基調”。具有“疑病基調”的人通常處事十分小心謹慎，他們是一些典型的完美主義者。這類人群事事、時時都在追求完美或稱心如意，他們對人、對事、對己要求都比較高。這類人最突出的一個性格特點就是過度敏感。由於過度敏感，所以他們便非常容易對各種各樣的外部刺激作出反應，而某些反應正是焦慮、疑病、強迫產生的原因之一。一般人讀一篇“扼死情婦”的報道也就一讀了然，不再會記住其中的內容或有關細節了。但具有“疑病基調”的人卻很認真，他們會記住其中的關鍵細節，甚至會產生聯想。賀桂諾很可能就是這種人，她在讀了關於“扼死情婦”的報道後產生了很多聯想，這些聯想又強化了她對那篇報道的記憶。後來，她在看到熟睡的丈夫時產生了錯誤聯想，而“扼死丈夫”正是受“扼死情婦”暗示的結果。
以上進行的發生學描述和解釋隻能代表一種可能性，我暫時還不會將這種解釋當作合理的病因學解釋，我更不會將這種解釋告訴賀桂諾。因為我非常清楚，診斷的主觀性是非常有害的，我們相信的病因往往隻是我們相信的病因而巳，並不一定是真正的病因，真正的病因是要用證據說話，而不是用理論說話。
她陷入了馬拉鬆式的治療
非常有意思，我起初不想用森田療法來治療賀桂諾的強迫症，因為我非常了解森田療法的理想性和主觀性，我對賀桂諾治療的基本思路是以改善5—羥色胺在腦內的活動水平為主，以改變她的思維方式為輔。然而，我不想做的事，別人卻做了。賀桂諾第二次與我約談之後再沒有來找我。過了一個月之後，她打電話告訴我，說她並沒有服用我所推薦的藥，因為她認為藥物治療隻治標而不治本，且藥物的副作用太大。她說她現在正接受“森田療法”，她覺得“森田療法”說得很有道理。聽了賀桂諾的話，我心裏不由冒出一句話：“那你慢慢地森田去吧，你治療到共產主義到來時也不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