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訪蘇謎案
本期特稿
作者：陳世雄
一
1935年3月至4月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點。中國最著名的京劇演員梅蘭芳率領他的劇團應邀赴蘇聯訪問，曆時一個多月，並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巡回演出，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而在這段時間裏，歐洲最著名的戲劇大師——英國大導演戈登·克雷、德國大導演皮斯卡托、德國劇作家兼導演布萊希特恰好都來到莫斯科，也就是說，中國和歐洲最負盛名的戲劇大師們都來到莫斯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蘇聯的戲劇大師們彙合到一起了。這件事正好發生在1934年希特勒上台、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召開之後，發生在蘇共重要領導人基洛夫被暗殺和斯大林開始大清洗之際，發生在國際局勢風起雲湧、而蘇聯政局和文藝界的形勢都充滿變數之際，所以，這樣的一次高層次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一次“大師峰會”是非常不平凡的。而80年來的曆史也證明了，它的影響是怎樣估計也不過分的。
關於梅蘭芳在兩大城市的巡回演出，蘇聯各大報都做了及時而充分的報道，刊登了大量評論文章，僅特列季亞科夫（劇本《怒吼吧，中國！》的作者、著名作家）一人就發表了十來篇劇評，因此有俄羅斯學者指出，僅僅根據報刊資料，就可以編撰一份梅蘭芳此次訪蘇的日程表。然而，另一方麵，梅蘭芳的訪問也留下了一個謎案，這就是他離開莫斯科回國的前一天，即1935年4月14日的活動詳情。
梅蘭芳在他的《我的電影生活》一書中寫道：“4月14日，離開莫斯科的前一天，我們借助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蘇聯文藝界開了一次座談會，請他們提出對中國戲的看法與批評，座談會由蘇聯戲劇藝術大師聶米羅維奇-丹欽科主持，他先講了一些簡短的感想，然後要求參加座談會的同誌們踴躍發言。許多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都先後熱烈地講了話。”[1]48按照《梅蘭芳全傳》作者李伶伶的說法：“由於梅蘭芳沒有將參加座談會並在會上發言的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名單一一列舉出來，也從未在回憶錄中提及各人發言的內容，故而留下了一段久未破譯的謎案。”[2]371
4月14日的座談會（以下稱之為“四一四座談會”）是對梅劇團巡演的一次總結，梅蘭芳十分重視，於1935年12月17日在給“沃克斯”（“蘇聯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的簡稱）林德女士的信中寫道：“我正在計劃把我到貴國和歐洲的旅程寫成日記。我急需一份‘在蘇聯對外關係協會舉行的4月14日討論會記錄’。若您能盡早把討論會記錄寄給我，我將不勝感激。”（1）然而，盡管梅蘭芳在新中國成立後曾經兩度訪蘇，他也沒有拿到這份記錄，甚至到逝世之日，也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說來也怪，後來對“四一四座談會”紀要最感興趣並且致力於尋覓其蹤跡的，既不是哪個中國人，也不是哪個俄國人，而是一個瑞典人，名叫拉爾斯·克萊堡，此人曾經留蘇研究蘇聯戲劇，後來擔任瑞典駐蘇大使館的文化官員，同時他也是個作家，會寫劇本。他這樣回憶自己探尋檔案的過程：
早在70年代，我就接觸到有關著名中國演員梅蘭芳1935年到蘇聯巡回演出的描寫。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幾乎所有當時的大導演都在莫斯科觀看了中國戲曲，並且不僅有俄羅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聶米羅維奇—丹欽科、梅耶荷德、泰伊羅夫、愛森斯坦，而且還有戈登·克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和埃爾文·皮斯卡托，他們1935年4月正好都在莫斯科。後來，他們全都描述了自己對中國戲曲的印象——有的在文章中，有的在書信中。我從書麵回憶中了解到那次在蘇聯對外文化關係協會為梅蘭芳的巡回演出而舉行的晚會以後，長時間地在各種檔案材料中尋找當時討論會的速記記錄，可是一無所獲。然而，差異如此巨大的藝術家們互相碰撞的想法使我始終感到著迷，因為他們的導演觀念都非常鮮明，並且製約著20世紀的戲劇。我決定寫一份“假的速記記錄”，於是便產生了《仙子的學生們》這部劇本，該劇1986年首演於克拉科夫，過兩年，又在阿維尼翁的聯歡節上演出，導演是已故的安都昂·維特茲，他在劇中扮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角色。
在《仙子的學生們》寫成之後，我意外地看到了討論梅蘭芳戲劇的速記記錄，它保存在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中。在我看來，速記記錄在許多方麵都具有重大意義。而對於我這個“假”速記記錄的作者來說，則具有雙倍的吸引力。如果說我在劇本中強迫“學生”們利用梅蘭芳的藝術以悲喜劇的方式闡述自己對當時文化—政治形勢的態度，那麼，“異國”戲劇的在場就使真正的討論的參加者們擺脫了不得不關注政治背景的習慣，使他們能夠不受任何意識形態指令的幹擾而發表自己對藝術問題的看法。[3]132
拉爾斯·克萊堡的這段文字是他在公布自己在十月革命博物館找到的1935年“四一四座談會”紀要（他認為是“速記記錄”）時寫的前言，發表時間是1992年，登載於莫斯科的《電影藝術》雜誌。其中包含著兩個問題：第一，他說戈登·克雷、皮斯卡托和布萊希特三人都看了梅蘭芳的演出，據目前的文獻，至少可以證明戈登·克雷沒有看過。1988年莫斯科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戈登·克雷《回憶錄、論文與書信集》中有一封戈登·克雷寫給英國戲劇評論家韋圖洛特的信，信中說：“在我到達莫斯科之後，著名中國演員梅蘭芳就前來進行巡演了。我沒有去觀看他的任何一場演出：不管怎麼說，俄國人邀請我來，是專門為了讓我了解俄國戲劇創作的，並不是為了讓我了解東方藝術。然而，莫斯科全城都在為梅蘭芳而歡呼。我將來隻要有機會，一定會去中國看他的演出。”他說，他隻是在觀看瓦赫坦戈夫劇院的《杜蘭朵公主》時和梅蘭芳、餘上沅一起坐在一個包廂裏。第二，拉爾斯·克萊堡所發表的“速記記錄”並不完整，討論會的發言被作了不少刪節（下麵我們還要提到）。
拉爾斯·克萊堡以劇本形式寫的假冒的“速記記錄”，以及他在十月革命檔案館發現的所謂的“速記記錄”雖然都值得質疑，可是，它們在中國產生的反饋，卻是特別敏感和富於戲劇性的。1988年12月，《中華戲曲》第七期發表了梅蘭芳先生的兒子梅紹武翻譯的《仙子的學生們》，題目改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愛森斯坦、戈登·克雷、布萊希特等藝術大師論京劇和梅蘭芳表演藝術》，其中帶了個“論”字。1990年，此文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的《梅蘭芳藝術評論集》。也就是說，一部劇本被當成真正的“速記記錄”了！兩年後，莫斯科《電影藝術》雜誌發表了拉爾斯·克萊堡發現的“四一四”討論會“速記記錄”，並且起了個標題，叫做《Живые импульсы искусства》，中國學者李小蒸又將它譯成中文，標題譯為《藝術的強大動力》，發表於1993年的《中華戲曲》，使中國戲劇界恍然大悟，如夢初醒。從1988年到1993年這五年內，有不少人把它當作真實的史料而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