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武俠小說影視傳播的變遷
影視長廊
作者：黃絲雨
【摘要】 中國武俠小說的傳播方式伴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從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再到畫語傳播。21世紀可視為中國武俠小說影視傳播的黃金期，一方麵，武俠小說為影視劇提供豐富的養料，另一方麵，由於影視傳播的巨大影響力帶動了武俠文化的熱潮。新世紀以來，武俠小說與影視劇之間的互通渠道卻趨於凝滯，主要表現在“大陸新武俠”的傳播瓶頸、武俠電視劇的片麵繁榮、電影市場對武俠題材的逐年冷淡三個方麵。本文將由表及裏，著力分析這三種現象形成的原因，並試圖指出在數字媒介蓬勃發展的當下，中國武俠小說影視傳播的未來趨勢。
【關鍵詞】 武俠小說；影視傳播；變遷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重要類型之一，自誕生之初就麵臨著向大眾傳播的重要任務。武俠小說的情節結構暗合一般讀者的心理邏輯，精神內核反映普通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它的親民性決定了：它必然選擇同時代最通俗化的傳播載體完成消遣娛樂的內在功能，及普世價值的教化目的。在中國古代，武俠小說與評書、戲曲這些民間文藝形式的結合，大大加快了它在普通民眾之中的傳播速度，《水滸》、《隋唐》、《七俠五義》等經典武俠小說文本，通過明末以來柳敬亭、雙厚坪等著名說書藝人的評講，成為街知巷聞的俠義故事。《武鬆打虎》、《十字坡》、《三岔口》等京劇名段的長期演繹，使武鬆、孫二娘、焦讚等武俠人物形象真正深入人心。近現代以來，隨著報業、出版業的蓬勃發展，武俠小說開始成為出版物的寵兒。大眾傳播進入電子媒介階段之後，聲光影結合的影視奇觀大大刺激了觀眾的感官，武俠小說的傳播也自然經曆了“從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再到畫語傳播”[1]的三大階段，從此與畫麵語言為主的影視工業緊密結合。在數字媒介傳播風頭正勁的今天，武俠小說的影視傳播也開始呈現許多新的趨勢。
一、20世紀：如火如荼的文影聯姻
（一）緣起：武俠小說與影視的結緣
電影與武俠文化之間的親緣可以追溯到中國電影萌芽期的最初影像。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了由京劇演員譚鑫培出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賈磊磊在專著《中國武俠電影史》中指出，這一小段戲曲鏡頭，“對中國武俠電影的曆史發展，乃至中國電影的美學形式，特別是對中國武俠電影的動作場麵設計和表演產生了重大影響”[2]。這可以視為中國武俠文化與電影的第一次結緣。
1928年，第一部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上映，它取材於近代武俠作家平江不肖生的小說《江湖奇俠傳》，這部集劍仙、法術、俠客為一體的電影曾引起萬人空巷的觀影熱潮，沈雁冰曾這樣評價當時的盛況：“每逢影片中劍俠放飛劍互相鬥爭的時候，看客們的狂呼就同作戰一般。”[3]上海明星影業公司見此商機，在1928—1931年三年內連拍了同名電影18集。其它電影公司也不甘落後，紛紛到武俠小說中尋找拍攝題材，隨著友聯電影公司《兒女英雄》、《荒江女俠》等電影上映，中國武俠小說與電影迎來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合作熱潮。“電影文化的介入直接影響了通俗小說的發展走向”[4]，當時的通俗小說界，也呈現“武俠小說熱浪滾滾，偵探小說蹣跚起步” [4]的同步局麵。從此，武俠小說與影視劇雙向互通渠道開始正式運轉。
（二）興盛：武俠小說為影視劇提供豐富的養料
翻開武俠影視史，眾多精彩紛呈的影視畫麵都離不開武俠小說，乃至整個武俠文化的哺育。一方麵，武俠小說為武俠影視貢獻了豐富的題材，其名篇佳作無一例外地受到影視編創人員的青睞。中國古典武俠小說代表作《水滸傳》曾被改編成電視劇4次，分別為1973年日本版、20世紀80年代山東版、1998央視版和2011鞠覺亮版，此外還有電影版本2個、動畫片2部，以及一個電視劇網遊作品。明清武俠小說最受寵愛的題材是以《包公案》為基礎改編的《七俠五義》，以及熔俠義與言情為一體的《兒女英雄傳》，其中“十三妹”儼然成為女俠形象代表。民國初年可被視為武俠小說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南向北趙”、“北派五大家”等人的作品都有過觸電的經曆，其中不乏文學和影視結合而成的名作。例如根據“悲情武俠”王度廬“鶴——鐵”係列中的《臥虎藏龍》改編的同名電影，敢愛敢恨的“玉嬌龍”被章子怡詮釋得淋漓盡致，導演李安憑借此片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世紀70年代前後是武俠小說的第二個高峰，尤以港台作家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四人著述最豐。金庸作品的影視改編率達到100%，其影響力也居四位作家之首。其中《倚天屠龍記》被改編次數最多，電視劇版本達到8個，《神雕俠侶》緊隨其後。若單從數量論，古龍小說被改編的影視作品約兩百多部，超越了金庸與瓊瑤。到20世紀90年代，武俠電影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期，這個時期由武俠影視劇推出的幾位家喻戶曉的武俠人物，如黃飛鴻、方世玉等，其身影都曾率先出現在文學記憶中。例如方世玉的事跡散見於清代武俠小說《少林小英雄》、《萬年青》。黃飛鴻的人物來源在《廣東武術史》中有據可查，但他的更多的事跡樣貌經由其弟子朱禹齋整理後，形成武俠紀實文學《黃飛鴻別傳》，廣東佛山黃飛鴻博物館裏搜集到的黃飛鴻題材小說有20—30本。這些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後來大多都見諸影像。
另一方麵，武俠小說為武俠影視劇提供了相對固定的情節模式、類型人物、俠義觀念與審美情懷，直接促成了武俠類型片三大基本元素的構建與完善。這三大基本元素包括：“公式化的情節”，如尋寶（金庸《鹿鼎記》）、複仇（文康《兒女英雄傳》）、營救（溫瑞安《四大名捕》）、禦敵（褚人獲《隋唐演義》）、行俠仗義（施耐庵《水滸傳》）等；“定型化的人物”，如不斷曆練成長的俠客（金庸《射雕英雄傳》）、神秘莫測的世外高人（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狂狷邪魅的反派人物（古龍《楚留香之蝙蝠傳奇》）等；“圖解式的視覺形象”[5]，如風雲際會的客棧、追逐纏鬥的竹林、修養練功的深穀、門派聚集的名山古刹等。中國俠文化的基因從《史記·遊俠列傳》中發源，流淌至唐傳奇，彙聚到現當代武俠小說當中。通過小說至武俠影視的改編轉化，匡扶正義的英雄情結、至情至性的處事態度、獨立自由的人格精神成為武俠影視的內在品格。由此，武俠小說完成了對武俠影視劇從內在精神到外在形式的塑造，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滋養。
（三）反饋：影視劇的熱播帶動武俠文化熱潮
文學創作與影視產業的交互形成了兩者之間良好的雙向反饋機製。一方麵，武俠小說為武俠影視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另一方麵，影視改編可以較大程度地將武俠景觀具象化，其中包括“動作景觀、地理景觀、身體景觀、裝置景觀”[6]，並最大限度地發揮“暴力美學”的形式美感，這無疑滿足了當下視覺傳媒時代的基本需求。由於影視傳播形象化、普及化、群眾性、通俗化的特點，其影響力十分巨大。公眾在武俠影視的熱潮中對武俠小說的關注持續不退，由三聯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說全集》暢銷十年，真正意義上打開金庸內地圖書市場。2000年後金庸與廣州出版社簽約，並很快推出新修版，雖熱度有所減退，但由於金庸武俠影視劇的持續刺激，仍保持了穩定的銷量。正如出版梁羽生所有著作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副總編輯孫立川先生所指出的：“金庸、梁羽生兩人的作品在過去數十年，在香港、內地、台灣以及海外的發行量，正版加上翻版、盜版的，可能達到7億本。其影響力之大，可說無遠弗屆，不知養活了多少家出版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