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畫鑒定中的避諱
欣賞評鑒
作者：成中平
【摘要】 古書畫鑒定有主要依據與輔助依據兩個路徑，前者涉及作品的個人風格，後者涉及作品的印章、題跋等因素，避諱問題來自對後者的考訂。避諱為我國特有的文化現象，通過古書畫題款與題跋中的避諱情況來斷代一直被鑒定界視為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本文通過古書畫鑒定中的典型案例分析，表述了自己對書畫鑒定中避諱現象的理解，以期能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幫助。
【關鍵詞】 古書畫鑒定；主要依據；輔助依據；避諱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古書畫的鑒定可由主要依據與輔助依據兩個路徑切入。前者來自對書畫作品時代特點以及書畫家個人風格的深入理解，這緣於傑出的書畫家總是表現出鮮明的個人風貌。這種個人風貌既有個性因素，又與作者身處的時代密不可分，這就要求鑒賞者對眾多書畫家的個人風格與時代特點有著深刻的體悟與看法，而其中的筆墨風格則為最重要的風格學研究材料。後者則主要指古書畫中的印章、紙絹、題跋、標簽、幅式形製、裝裱等，其中透露的信息為書畫鑒定過程中主要依據外十分重要的憑借。這些內容盡管可視為輔助材料，但在書畫鑒賞中的意義卻非同尋常。這緣於詩、書、畫、印以及形製裝裱原本就是優秀書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組成部分，且它們在鑒賞中的作用同樣尤為重要，故而有時輔助依據也可以成為主要的鑒賞路徑。
本文述及的避諱問題則來自對輔助依據中的印章、題跋等相關信息的考訂。實踐表明，往往筆墨風格的“目鑒”不能解決的鑒別難題，文獻資料的考訂則可以從另一個層麵予以解決。避諱作為重要的輔助信息表明，輔助依據與主要依據一樣具有說服力，甚至有時更為不容置疑，因為文字的證據比視覺經驗更容易讓更多人所信服，關鍵是我們在鑒定的過程如何靈活地運用它。關於書畫鑒定中的避諱問題，謝稚柳、楊仁愷、啟功等學者均有過精彩的研究案例，以供參考。
避諱為我國特有的文化現象。一個典型的案例便是唐代的李賀因父名晉肅，考進士時便受到競爭者的詆毀，盡管韓愈作《諱辨》，仗義執言：“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李賀最終仍遭饞落第，以至於抑鬱寡歡，一代英才年僅27歲便溘然辭世。避諱主要有避家族諱與避朝諱兩種，李賀的情況屬於家族諱的範疇。可見，今日看似不關痛癢的避諱問題，在古代卻關係著人生的方方麵麵，甚至在文章和書寫中往往與人的身家性命密切相關，稍有不慎便會引來殺生之禍，所以說相關古書畫題款與題跋中的避諱情況顯然可視為明確而有力的輔助鑒定材料。
因各個時代均有嚴格的避諱規定，故而避諱一直被視為是斷代的重要材料。在創作中，古書畫的作者絕不會不避自身時代的諱，作偽者同樣也不會為了蠅頭小利而冒避諱的險。具體的鑒定實例表明，在避諱上出現的問題多為後來的造假者因文史知識的缺乏，不了解原作時代的避諱常識造成的。避諱有避朝諱與避家諱之分，避朝諱容易，避家諱則很難，這緣於在有名望的大家族中，忌諱很多，這也無形中提高了我們書畫鑒定的難度。
如清代畫家鄒一桂，為清代乾隆朝著名的花鳥畫家，深受乾隆的厚愛。在其名號的基礎性考證上，便出現了問題：一是他的號很多，大體有小山、小山居士、讓鄉、二知、二知老人、蓉湖一老、陽枝耆英、二泉山人、九龍山人、九龍山樵、鄹子、邃廬、培月軒、九龍山房、亦園等，其中又有“號”與“晚號”、“別號”、“齋號”之分別；二是有的號在不同的著述以及作品中，存在一定的矛盾，如“讓鄉”有的寫作“讓卿”。這些盡管看似小問題，但在一個畫家的個案研究中則馬虎不得。從鄒一桂的影響來看，當時的偽作當不在少數，至今市麵仍能見其偽作流傳，而一些偽作往往在個人的名號上會出錯誤。針對“讓鄉”、“讓卿”的問題，應該是“讓鄉”而非“讓卿”，因為“讓鄉”是鄒一桂常用的號，當不會有誤，之所以出現二者的混淆，應緣於“郷”（鄉之繁體）與“卿”字形的相近而造成著錄者與作偽者的誤識。之所以斷定鄒一桂絕不可能有“讓卿”的號，因為鄒一桂的父親為鄒卿森，有著一定的畫名，見著於相關著錄。從避諱的角度上講，鄒一桂自然不會不避其父的諱。[1]故而出現“讓卿”的作品隻能是偽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