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正如常希教授所介紹的，同性婚姻在西方遇到阻力的另外的層麵是西方社會當中現代核心家庭由於種種原因是一種四麵楚歌的製度，而現代核心家庭在中國大概並不像西方來得岌岌可危，沒有那麼多的挑戰，在這方麵的阻力小一點。
（5）在美國，通常認為文化變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接受和認可之後，可以慢慢來納入製度化的軌道。而在中國，由於所有一切轉變和變換的速度本來就非常快，社會變革是神速的過程。
（6）最後一點，我們是不是可以對同性婚姻對中國國情做一個非常有利的主張，也許在美國是很難主張。因為中國非常強調社會穩定，是不是可以說如果允許同性婚姻，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因為可以創造穩定的同性戀的同性婚姻關係，也可以創造出穩定的同性婚姻製度。
艾斯康：我想結合昨天我們談到的更廣泛的反歧視的議程，和今天我們討論關於同性家庭的主題結合起來，做一個評論。
（1）我認為國家實施有利於同性關係的政策，可以帶來積極的社會成果。比如說同性家庭能夠撫養孩子的話，剛才杜聰先生講的非常精彩，同性家庭養孩子，也許可以降低減少對同性家庭婚姻反對的聲音。特別是如果同性家庭無論男女，他們可以自己來生孩子，有自己的孩子，也許使他的父母對於同性戀可以接受。
（2）關於宣傳教育，前麵已經講了很多。我想我們的公共教育體係應該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使人們得以否認關於同性戀的負麵成見和刻板印象。在美國，很多人反對同性戀，是因為接受了很多關於同性戀的錯誤的宣傳，存在大量負麵、片麵的成見，認為同性戀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快樂，是不負責任的。如果宣傳時拿同性戀家庭做正麵宣傳，有助於消除負麵刻板印象，顯示同性戀是負責任的，是重視家庭的。
（3）關於策略的思考，我覺得我們的討論當中，過度集中於國家在立法方麵、政策方麵如何做大量的調整。我覺得在家庭和子女層麵上更多地需要地方上麵的一些具體的行動，而且是循序漸進的行動。
經過我與孫教授和杜聰討論之後，我覺得兩國之間有很多的相同之處，如有關住房、領養、子女報戶口、戶籍管理等等，在美國也好，在中國也好，都是受到地方條例的影響。像杜聰先生講的那樣，也許政策的調整，並不一定是政府專門針對同性戀，為了使同性戀的生活更方便，也許隻是更廣泛的議程當中的一塊，但是改革的成果是有利於同性戀者的。
周丹：我覺得有的現象必須注意到，在推翻清帝之後，婦女解放運動，恰恰也是以婦女自由選擇自己的婚姻來作為先導，而不是所謂的工作權，這是很有趣的現象。而現在大家如果看同性戀問題？在中國同性戀問題被提出，引起廣泛關注的是兩個原因：第一個是艾滋病問題；第二個是同性婚姻問題，包括李銀河教授在內學術界提出的，同時受媒體報道境外同性婚姻，以及同性伴侶問題的影響。很多人認為並相信，短期內中國不會通過同性婚姻法。但是提出同性婚姻議題，有助於大家了解認知同性戀問題，以及更加從最親密地情感角度理解，原來他們要愛，既然有愛，為什麼不讓他們結婚？但是在具體的實際現實操作當中，必須要注意到，如果同性戀者在工作場所不能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在其他的社會生活當中不能得到平等待遇，事實上即使國家通過同性婚姻法，他們也不能拿著身份證到民政局登記結婚，所以我有這樣的觀點，就是我們可以把同性婚姻作為一個議題，來推動中國社會對同性戀問題的認知。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應當做一般意義上的利益推動為主，而把同性婚姻作為婚姻權平等的一部分，放到整個平權法律推動的過程中，可能是比較好的過程和路徑。
最後一點，在說同性婚姻法時候，必須要考慮到整個中國養老製度以及中國的社會變革。
郭雅奇：家庭是一個非常多元和多種類的，婚姻隻是家庭的一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爭取同性婚姻的時候，也應該充分考慮到，在同性人類中間，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多元的，比如說在人群當中，有些人以養子的身份出現，或者有些人以生殖的關係相處。在強調同性婚姻的時候，忽視他們的現狀。在討論家庭的時候，要充分地從婚姻的角度，同時要考慮到他們這些人的需求。
長期以來人們對婚姻的理解和含義就有不同，在國外的很多同性婚姻是以伴侶法的形式出現，這是對婚姻的理解不同所采取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