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來有個傳統，無論發生什麼事，總喜歡跟人過意不去，而不喜歡透視人物的背後折射出來的事，誰吃飽了撐的，去跟不會唱不會跳更不會思考的事情較真。
企業家更像一粒種子，這顆種子能是否能長成一顆參天大樹，需要氧氣、陽光和水，這些條件全具備了，如果他不能把自己深深紮根於的腳下這片肥沃的土壤，同樣是無法生根發芽。企業家一旦長成參天大樹，需要去播撒更的種子，來延續這生生不息旺盛生命力。
終點再次回到起點，不亞於引發一場強烈地震，我再次回到東山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全礦上下都炸開了鍋。人們在惋惜、驚歎之餘，又紛紛開始做著各種各樣的猜測，我依舊跟他們打啞謎。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很多人甚至直言不諱地跑來對我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可他們又怎能理解我的苦衷。
對我的工作安排他們倒是非常慎重，專程跑來征求我本人意見，我提出繼續留在社區。可還沒有呆上半個月，卻又再次從社區回到了工會。
新公司成立後，崔昌碩提前退休了，而比崔昌碩年長的王曦富不僅沒有一同退下，反而升為正書記。還兼任新公司的副董事長和工會主席等諸多要職。國企的很多事情就是這麼不倫不類，年齡大在這個人身上是優勢，放在另外一個人身上或許就變成了劣勢，是因人而異的。
王曦富升為書記後，工會的事情就很少過問，主要由譚弘宇當家。新公司剛成立不久，原來的那名工會幹事調走了，於是譚弘宇提議讓我接任。王曦富最初對我依然抱有很深的成見，所以一直不肯答應。但一時又找不到更為合適的人選，猶豫再三，便同意暫時先借用三個月。可是還不出一個月，當他看完了由我起草的新公司第一屆工代會籌備工作報告，對我的看法立刻改變。並馬上通知譚弘宇把我的調令下過去。
工會籌備工作結束後，下一步工作該如何開展，每個人心裏都沒有底。
按照《工會法》的規定，企業實行公司製後，職工代表大會的審議共決權將會被取締，並被股東大會所取代。於是很多人便片麵地理解為，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利和作用被削弱了，今後頂多是搞搞形式、走走過場。針對這一片麵認識，我當時堅持主張，企業改製並不意味著職代會將可有可無。無論企業性質怎樣變化，工人階級作為黨的階級基礎的社會地位不會變化，工會組織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作用不會變化。新的法人治理結構下，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不僅不能被削弱，反而應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一方麵是因為職代會作為企業開展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已經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另一方麵是從現代企業發展的內在需求來看，實行職工民主管理是現代企業發展的必然要求，並已經形成了一種潮流和趨勢。現代企業管理，已經由個人決策和少數人決策發展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所以不能一談到維權就錯誤地理解為與經營者唱對台戲。更多的時候，職代會發揮的是一種“群眾智囊團”的作用，是幹群對話的窗口、增進互信的平台、良性互動的橋梁。職代會不僅不會削弱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還會使決策變得更科學。
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新公司成立後，職代會的主渠道作用發揮得更加突出。新公司成立的第一年，相繼召開了五次職工代表分組聯席會議，對董事會報告、與某企業聯合開發8號礦體、成立鉬業公司、製訂實施績效工資分配方案等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提交職工代表們討論，聽取代表們的意見和建議，為董事會決策提供參考。一年當中召開這麼多的職工代表分組會議討論各種重大經營事項，在過去企業尚未改變國有隸屬關係時期也是少有的。
那一年職代會進行分組討論時，我們例行到下麵車間搜集意見。在選礦車間進行座談時，職工代表們意見強烈。當職工代表們陳述完畢，車間主任開始作總結發言：“很多問題本來不想提，提了也白提。以前每年開職代會，我們都反映供應部門進的東西質次價高。一把鐵鍬要35元，一把掃帚要17元，到市麵上幾塊錢就買得到。襯板的價格更是高得驚人不說，用了不到一個月就得換新的，下麵的職工意見非常大。原來企業吃大鍋飯倒也無所謂，可是現在成立新公司，成本與工資掛鉤，成本超了得由自己兜著。供應科長跟我關係不錯，說出來還要得罪人，算了，算了，還是不提為好。”
“怎麼不提呢？你們提一次解決不了，下次還要接著再提，我們負責把你們的意見反饋上去。隻要你們堅持提，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如果不提就更沒希望。”我當時接過主任的話茬。
沒想到供應科長得知消息後，也開始向選礦車間主任發難。經常晚上跑到浮選和脫水廠房明查暗訪，然後四處散布消息：“4月15號中班沒有人添加石灰乳。”“5月7號夜班精礦槽跑礦。”兩位中層管理人員唇槍舌劍，成為當時一大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