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崛起：中國特色國安法治的路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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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宏瑞
2003年底，中國理論工作者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政策宣示。至今12年來，國內學界通過與西方學者政要反複溝通交流，發現了西方對中國和平崛起存在著三層學術上的猜忌：一是因缺少三權分立的相互製衡而缺失的國內穩定性，二是因中國崛起而引發的周邊抵製性，三是由於新興大國的崛起而引發的大國衝突性。
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猜測是源於文化隔閡、地理隔閡、文明理解差異，其根本原因在於對中國文明的理解陷入了誤區。西方學術淵源中有許多關於“文明”的定義與評價體係。例如英國尼爾·弗格森教授提出六要素的“製度革新”；美國伊恩·莫裏斯教授創設“四大文明指數”、預測東方的社會發展分數“將在2103年趕上西方”。然而，無論中國文明能否“趕得上”西方，其“守成”的稟賦就在那裏，其“和安”的傳統與趨勢從未偏移。
轉圈的西方文明與
守成的中國文明
西方之所以自稱“西方”，源於公元二世紀誕生於北非亞曆山大城的“托勒密世界地圖”。西方文明並非源於地球上的四大文明古國，而是源於此後的古希臘文明。如果說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守成文明，那麼，西方文明則是轉圈拓展出來的曆史拚接式文明。
一、轉圈拓展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首先是在地理上轉圈：第一圈是“古希臘—愛琴海文明”（前800年—前146年），創設了所謂最初的民主政體；第二圈轉到了“古羅馬—地中海文明”（前509年—476年），開啟了共和製政府、法治和商業；第三圈擴展到“歐洲大陸文明”（500—1945年），形成了環繞歐洲的商貿體係、政教合一的羅馬帝國，並經由文藝複興、新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最終導致了歐洲均勢爭鬥、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第四圈是“美國崛起、跨洲均勢的西方文明”（1947年至今），經由冷戰對峙、蘇東解體、全球反恐、金融危機至今。
西方文明還是通過神學和哲學轉圈傳播的文明。從古希臘時期民主哲學，轉移到古羅馬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又發展到近現代英法德等歐陸哲學，通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持不同語言的哲學家思考，圍繞著希臘諸神、基督教、政教關係、啟蒙覺醒、理性認知等主題，串聯起了人神關係的哲學討論。直到馬科斯·韋伯聯結起“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年），把“生意與家庭分離”，西方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最終脫離了宗教，進入了現代社會。
二、和安守成的中國文明
中國成熟的國家建製，源於西周禮治（前1045年），深化於公元前八世紀春秋五霸到公元前三世紀戰國七雄時期的“諸子百家”論戰。選擇“競危”思維，還是“競和”思維？中國文明最終選擇了“和以致安”。中國早期文明通過殘酷的戰爭付出了血的代價，但神奇之處在於：中國不是越打越散、越競越危，反而是愈戰愈和、歸於統一。
中國的文明守成於“均平”思想。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總結道：“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均平思想”即是把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歸結為國家治理的根本尺度，把“調均貧富”曆史性地提升為維護，或顛覆社會安定的物質理由和民意底線。[1]
中國的文明守成於“三大和諧”。即：人際秩序和睦、人與內心和解、人與自然和諧。這“三大和諧關係”維係著社會氛圍上的重禮平和，摒棄貪婪，戒除掠奪，維係“均平”；體現在此後2300多年不斷豐富發展的“經、史、子、集”之中；傳承了中國文明的“存在、安全、正義三位一體”，構成了中國特色、安內攘外、長治久安、一以貫之的和安文明。
中國文明傳承於和安，守成於地緣，有著自身明確的曆史規律、秩序規律和進步規律。然而，自黑格爾以降，西方世界史學之中誕生出了歐洲中心論和西方中心論。在斯賓德勒著述世界文明八大文明的循環輪回研究之中，在湯因比著述全球26個文明的《曆史研究》之中，以及在其後十餘位西方世界文明史專家一脈相承的著作之中，中國文明都被置於有色眼鏡之下，一直被視為人類早期的、粗淺的、幼稚的、停滯的遠古文明。
中國文明崛起的三個阻礙因素
事實出乎了西方學界的預料。“鄧小平1978年曾說過，中國需要養精蓄銳50年。還不到30年，中國現在已經變得如此強大？”[2]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可以計算得出：中國的GDP大約在八年以後（2022年）超過美國、在十年以後（2024年）超過歐盟28國、在17年前後（2031年）超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30國的總和。如此，中國崛起的客觀趨勢與西方的三個猜忌構成了學理悖論，形成了不利於中國文明崛起的國際學術氛圍。
一、國內政治經濟穩定與否
“中國和美國就像蘋果和橘子一樣不同。中國的製度還在形成發展之中，而美國的製度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曆史”，約翰·奈斯比特夫人潛在的含義是說：中國因為沒有實行三權分立而讓她覺得製度“不成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政治學者傑克·斯奈德教授認為“西方人擔心的是，中國當前政權在社會中的合法性，是不是能繼續得到大眾的廣泛認可。一旦出現意外，中國現行的政策就可能轉向，大眾的怨恨可能會通過民族主義的方式表達出來”；“中國的精英階層是平和的，但不確定的是，他們是否能夠通過管理，使整個社會情緒變得溫和。”哈佛大學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教授也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沒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除非出現特別糟的情況，“那就是中國同時出現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些判斷都屬於對中國“內政基礎穩定性”方麵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