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現階段農村居民的科技文化素質還普遍偏低，改善生活方式，培養體育參與意識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據2002年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對全國317個定點村的調查，隻有54.9%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農民學習和掌握新知識、科學判斷新情況的能力不強，普遍缺乏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麵的知識。此外，絕大部分村與農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後。一方麵，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缺乏對科學文明生活方式及個人健康知識的了解。從整體上看，現階段，一年到頭勤勞的農民還稱不上富裕，盡管生活水平與過去相比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許多農村居民打發餘暇時光的方式的確不能稱得上健康——短時間內過多的酒精淘壞了賴以安身立命的軀體，長時間連續的賭博消耗了辛苦掙得的錢財，“有抽煙習慣的農村居民明顯高於城鎮居民”（《中國社會體育現狀調查結果報告》）。2003年黑龍江省農村社會發展所的一項調查顯示：現在的農村文化生活比較單調，除了看看電視、玩玩麻將，能直接參與的文化娛樂活動幾乎沒有。而且這種情形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絕非個別現象。實事求是地講，節假日期間，相對於休閑活動形式多樣的城市，本應更能顯示民族、民間體育特色的農村卻冷清了許多。令人費解的是，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與逐漸鼓起來的腰包極不相稱的是農村居民的休閑娛樂方式卻越發顯得單調和乏味。這的確發人深省，是市場經濟對農村的浸潤消退了人們不計名利參與娛樂活動的積極性，還是人員從鄉村到城市的大規模流動削弱了集體行為的凝聚力，抑或是相關部門職能的缺位導致了群眾活動的無序？畢竟，在節假日期間，休閑娛樂活動對國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當健康向上、生動有益的活動缺失的時候，迷信、賭博等嚴重腐蝕人們心靈的東西就會乘虛而入，占領擁有廣闊天地本應大有可為的農村體育文化市場。另一方麵，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特別是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和文化體育活動十分落後。2003年黑龍江省農村社會發展所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非常希望：（1）城裏的劇團經常下鄉來演出；（2）能夠經常組織農村青年開展一些文化體育娛樂活動；（3）有關單位多捐獻一些報刊、書籍，成立村級圖書閱覽室。這些都可以通過“體育三下鄉”來解決。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各類群眾文化”，“扶持老少邊窮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文化發展”。這就需要體育部門切實負起責任，認真做好組織、引導工作，努力推動農村體育，豐富農民業餘生活，這也是“三個文明”全麵建設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5.“廣大農民的身體素質不盡如人意”，農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現象仍然存在
農民窮首先是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較少，而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與各級財政對農村地區公共服務與人力資本建設的投入不足有關。目前因病致貧已經成為農村貧困的一個首要原因。在知識經濟時代，如果農民的人力資本素質上不去，就注定了他們在市場競爭中會成為低收入和陷於貧困的人群。用綜合評分方法對小康16個指標進行測算，2000年全國小康實現程度為96%。尚有三個指標沒有達到小康標準，其中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縣比重實現為80%，達標程度最低。醫療資源的分布不平衡，造成農村缺醫少藥和城市醫療資源利用不充分並存，農村的每千人醫院床位和醫生數都不及城市的一半，還有1/10的村無醫療點，農村居民有病無處醫和無錢醫的情況高於城市居民。70年代中期全國有90%以上的農村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解決了農民看不起病和看不起大病的困難，但是，由於合作醫療製度自身缺少製度的可持續性，到了80年代出現了全國性滑坡，村一級的覆蓋率僅為10%左右。大部分農村尚未建立合作醫療製度，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近十年來貧困地區農戶的返貧率達到了10%～15%，西部一些省區甚至高達50%。返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而且這種現象比較普遍，還沒有得到有效控製。現階段，農村居民身體狀況正如國家體育總局張發強副局長在全國農民體協工作會議上講到的：“我國農村體育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廣大農民的身體素質不盡如人意。1998年公布的中國成年人體質測定結果表明，農民的身體形態、素質、機能等大部分指標低於科技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工人等人群，部分地區的農民仍然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種傳染病的高發人群。在我國農村醫療保障體係尚不發達和完善的今天，農民的身體素質不高而發病率高是製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此看來，增強廣大農村居民的體質，提高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的確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6.農村老年人比率高、平均預期帶病期較長，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給我們以新的警示：當前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水平已經超過了城鎮，農村為7.35%，城鎮為6.30%，1.3億60歲以人口中約70.2%的居住在農村，這就是說，原來那種對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高於農村的認識，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平均預期帶病期較長，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我國農村老年人平均預期帶病期：男性為9年，占餘壽的57.1%，女性為11.46年，占餘壽的62.4%。也就是說我國農村老年人60歲以後的壽命中有3/4的時間生存在帶有慢性疾病的狀況之中。這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存在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由於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及文化程度方麵的差異，使得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改善較慢，製約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及休閑方式向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轉變。由此決定了農村老年體育普及與活動開展滯後於城市。此外，由於在社會保障、社區建設等諸多方麵還受到二元結構的影響，所以城鄉間老年體育資源配置和獲得的服務也存在巨大差異。所以我認為短期內縮小老年體育城鄉差別的難度很大，因此，解決農村老年人體育問題要做長期準備。
諸多方麵表明：“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55】由此可見，構建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務體係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
（三）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落後地區急需“健康扶貧”，區域之間全民健身事業發展不協調
近幾年雖然對開發西部加大了力度，但是東西部的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如“人均GDP，東部與西部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擴大為2000年的2.33倍，2003年又擴大為2.52倍。省際差距更大，如浙江與貴州比較，由12年前的2.7倍擴大為5.6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2003年廣東、浙江高達1.2萬和1.3萬元，而貴州隻有7643元，相差近一倍；2003年農民純收入浙江與貴州比較，為3.44倍，比1991年擴大了0.85倍”【56】。經濟發展的差距必然造成全國不同地區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資料調查顯示：經濟發達地區群眾體育發展普遍高於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據2000年群眾體育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在2000年，我國東部地區體育人口為21.5%，人均體育消費為74.27元；中部體育人口為21.4%，人均體育消費為49.57元；西部體育人口為8.1%，人均體育消費為47.52元。”【57】這兩項指標均呈現出從東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遞減的態勢。另外，同一個省的各個地區的群眾體育發展也很不平衡。
世界銀行在以“貧困問題”為主體的《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認為，貧困不僅指物質的匱乏，而且還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58】。我國學者童星、林閩在《我國農村貧困線標準研究》一文中是這樣定義貧困的：“貧困是經濟、社會、文化落後的總稱，是由最低收入造成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服務以及沒有發展機會和手段的一種生活狀況。”可見貧困不但指缺乏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而且指相對一定社會的生活水平而言，缺少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體育等方麵的服務。美國的《健康公民2010年》把“減少公民健康差異”作為其2010年的兩大總體戰略目標之一。因此，我們在對經濟落後地區進行“經濟扶貧”的同時，“健康扶貧”也應該進入議事日程。
（四）行業、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拉大，導致享有健身、休閑服務資源不協調
隨著改革開放，一部分人確實富起來了，但是貧富差距方麵的問題隨之而來。基尼係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項重要指標，“當其為0時，收入分配絕對平均；當其等於1時，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實際上基尼係數都是大於0小於1，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59】。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中國：促進公平的經濟增長》提供的數據，1999年，我國的基尼係數為0.437。根據國際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而超過0.6以上就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60】。目前，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基尼係數已在0.45以上，收入分配甚不合理。“行業收入差距擴大。以2003年各行業的平均工資為例，最高為金融保險業達2.25萬元，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達2.23萬元。如按照細行業分，以證券業最高，達4.26萬元，其次是航空運輸業3.34萬元，而最低的農林牧漁業隻有6969元。最高與最低的平均工資的比例為6.1倍，比1978年的1.3倍擴大了4.8倍，若包括高收入行業的獎金和工資外收入，則行業差距更大”【61】。2003年，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13.0%；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1，最高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最低組【62】。
這種現象同樣在群眾體育領域折射出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以及辦事人員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部分成員，他們有充足的健身、休閑資源，參與健身娛樂活動的層次較高，保齡球、網球、高爾夫球等活動成為他們的時尚；而廣大的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63】，由於自身條件的限製，他們很難享受到健身休閑所帶來的樂趣。在此方麵，我們同樣要警惕“拉美陷阱”。以巴西為例，“巴西農業部提供了三個數據：2002年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82%，但貧困人口卻占到國民人口總數的34%。一邊是現代化，一邊卻產生了那麼多窮人；有增長、無發展，大多數人享受不到現代化的成果”【64】。
（五）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的不協調
受我國國情的影響以及競技體育所特有的功能，我國競技體育一直占據著優先發展的地位，“舉國體製”是其有力保障。同時由於競技體育的成績彰顯，具有巨大的轟動效應。各級政府部門也就樂此不疲，紛紛為其發展優化環境。於是在人們意識中就形成了“重競技體育，輕群眾體育，重技術，輕理論”的習慣看法。殊不知這樣做的結果，雖然短時期內可以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得到一定的發展，但很難成為體育強國。對群眾體育的忽視，不僅製約了國民健康素質的提高，同時也不利於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這可能就是西方人稱我國為“體育大國，而非體育強國”的原因。近些年來，雖然這種不協調的趨勢有所改變，但是要想完全實現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的協調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政府職能轉換過程中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的製約
我國政府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是由經濟建設型、行政管理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其首要表現就是要提供人民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偏重盈利性的經濟類基礎設施，而對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群眾體育等社會類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由於政府轉型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有相當大的距離。以1998年中央財政支出為例，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的支出僅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1.23%，而當年的基礎性投資和競爭行業的投資分別高達47.52%和40.54%。進入21世紀以來，盡管我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麵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是離人民大眾滿意的程度還有一定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