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弱點永存
文化
毫無疑問，柴靜是當今中國最受歡迎的女記者之一。某種程度上，她的被信賴度甚至超過她所供職的中央電視台。說話柔聲細語、頭發常擋著半邊麵孔的柴靜還被視為“新聞鬥士”。
當她的好友、出版人楊葵說，人們已經給柴靜頭上加了太多名頭，“公知、意見領袖、新時代的林徽因”時，柴靜坐在一旁的白椅子上，麵無表情，直愣愣地撥扯著垂下來的磚紅色圍巾。這樣的她是你熟悉的嗎？
她曾出現在非典前線，在疫情最嚴重的人民醫院拍到29名感染者；她在新聞聯播裏開設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兩會專欄，在晚間7點鍾播放人大代表激烈辯論的片段；有一段時間她極度尖銳，另一段時間她又寬厚溫柔。
你要真，才有真
柴靜稱自己是個“粗糙的女人’。前段時間，她將iPhone4掉進馬桶裏，把電腦落在飛機上，連帶著丟失了記在裏邊的兩年日記。她總是戴著頂灰色毛線帽，背著沒有任何圖案的單肩藍布包，時常從裏麵拽出一大包電源線、一個棕黑色的筆記本或是一本書。
與想象中電視人應有的聲音條件不同，她說話音量極小。但在最近一期《看見》裏，柴靜用她極小的聲音完成了采訪。那期節目的主角是一位遭遇性侵的少女，她因殺死施暴者而被判刑。
後來，柴靜在自己的博客裏寫了這期節目的采訪手記。她說，有些事她可以問，但沒有問。她在結尾處寫道：“人與人之間應該有一個恰當的關係，關切超過了恰當，就是冒犯。不因為你是一個記者，就有權逼問所有的問題。”
按照柴靜的好友和搭檔、《看見》主編範銘的話說，2011年夏天開始做《看見》後，柴靜不再像以前那麼咄咄逼人，她重視“感受”多於“道理”，“體察”世間的矛盾多於“揭示”。作為國家電視台的一分子，這種看法在柴靜平靜地接受主旋律報道任務時，最具意味。
她和央視“感動中國”之類的欄目聯動，從幾十位典型人物裏挑選采訪對象。她采訪過一位戴著大紅花到處作報告、每次都痛哭流涕的英雄父親，當年幾個孩子掉落水塘，他救了別人的孩子，卻沒能救自己兒子，甚至因此上了春晚。
有人問柴靜：“這種采訪對象接受了這麼多次采訪，假了，有表演感了怎麼辦？”她以幾乎不容置疑的口氣回答，她從未碰到過這種情況。“這麼說吧，搬把椅子坐那兒，他知道你要什麼。他假，是因為之前跟他要假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你要真，他也以真相待，從來都是如此。”
兩個柴靜
2000年，任《東方時空》總製片人的陳虻試圖挖角當時在湖南衛視供職的柴靜，他需要“給白岩鬆找個女搭檔”。
倆人在中央台後邊的梅地亞酒店坐著，麵對麵蹺著二郎腿。陳虻問了幾個問題後說：“你來吧。”
“我不去。”柴靜回答，她當時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湖南錄節目，錄完拿現金。她說：“體製裏的工作我幹不了。”拒絕陳虻，然後又因為參加了一次新聞評論部的年會而改變決定。她在那裏看到了崔永元擠對領導和群眾搶主任錢包的情景，以及那些人豐沛的創造力。
如今，某種程度上，柴靜已經贏得了體製的信任，甚至被視為以新聞專業主義拓展話語空間的符號性存在。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她透露的某些氣質與人們對其供職單位的印象遠遠談不上相符，而這也部分成為了她支持者眾多的原因。
學者郭宇寬曾在湖南衛視和央視與柴靜共事3年，他評價柴靜： “她說的話和我們哥們在飯桌上說的話是一致的。”
與央視的大部分明星同事相同，柴靜在成名後備受喜愛又飽受爭議。有人推崇她，有人討厭她，他們可以羅列的理由高度相似——冷靜、克製，或者能裝、“端著”；有人稱她為央視良知女記者，也有人捕述她是“徐靜蕾和朱軍的合體”——這是微博上一個隻有2600多粉絲的人想出來的詞，卻被轉發了3000多次。
曾是文藝女青年的柴靜是1995年出現在公共平台上，她當時19歲，一邊上大學，一邊做電台主持人。
此前對她影響最深的媒體人或許是台灣電台的主持人。十三四歲時，媽媽送了她一台“紅燈牌”錄音機學英語，她胡亂調一通，卻收聽到台灣的“中廣流行網”和“亞洲之聲”。此後很多個黃昏，這位山西臨汾縣城的少女都抱著收音機，在那裏聽到三毛去世的消息，聽到節目裏播放香港Beyond樂隊的國語歌《關心永遠在》。但她後來回憶，自己在那些節目裏聽到了一個人對無數遙遠陌生人講述時的親切感。
後來，她在教材上抄亦舒的語句，20多歲出書《用我一輩子去忘記》，用紫藍與碎金形容林風眠的畫，並鼓勵自己的朋友“重新留起及腰的長卷發，在春天裏露出白楊樹幹一樣筆直的腿，像一麵旗幟一樣在風裏走”。
她用文藝腔把日常事說給人聽，第一期結束，就接到許多聽眾來信。夜裏12點下了節目，總會有兩三個人等她，陪她走一段路。等到她去大學與聽眾見麵，人太多擠壞了桌椅，她被帶到學校保衛科，外麵人群聚在一起，大聲喊她的名字——“柴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