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加速轉型與升級是大勢所趨
財專欄
作者：張嗣興
2 0 1 0年，中國製造業總產出首超美國。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值高達3. 87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3.82萬億美元。中國一躍成為全球頭號貨物貿易大國，製造業功不可沒，其曆史意義被媒體廣泛關注，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因為這一根據傳統算法得出的結論，未能反映出中國在加工貿易中對產品提供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的現實。事實上，這種以國境線為統計基礎的算法，在全球貿易之初，即以最終產品貿易為主的時代，較能真實反映國際貿易狀況。但在全球化不斷加深，跨國投資、產業轉移帶來的中間品貿易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的現實情況下，它往往導致重複計算，不僅扭曲了中間品貿易的本質，更誇大了全球貿易失衡的嚴重性。全球貿易失衡一直被定義為最主要的全球失衡，加之對彙率的問題、就業問題，乃至2008年金融危機責任論的延伸，全球貿易失衡問題實際上是近年國家間經濟外交的主要角力場。
2 0 1 2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 C D）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共同開發出了“貿易增加值統計體係”，這一算法與傳統算法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統計口徑上。比較而言，傳統算法以各國海關統計的出入境數據作為統計基礎，任何一項出口貨物每出入一次邊境，就會作為進口或出口進行一次計算；而新算法計算的是商業流動在垂直貿易鏈條中每一步驟的淨額，僅計算一國參與全球產業鏈中的真實增值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一項出口貨物的增加值應是貨物總值減去直接或間接投入。按照傳統算法，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為3.87萬億美元，美國為3. 8 2萬億美元，中國進出口總額是美國的1.01倍。而按照增加值法計算，美國仍將占據第一的位置。全球真實增加值貿易規模也僅為傳統統計方法的6 0%。中國2009根據增加值法計算的出口額9460億美元中，有3975億美元屬於外國的附加值，占到總出口額的42%，也就是說，中國出口額中有近半數是外國的附加值。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德國外國附加值在出口額中占比為35%，韓國占30%，日本17%，美國為13%。該占比基本反映了各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位置，越是處於下遊，外國附加值在本國產品出口額中占比越高。“OECD-WTO”的增加值統計方法不僅揭示了全球貿易規模被高估，貿易失衡被高估，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對外貿易量大利薄的現狀是由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所決定的。在“OECD-WTO”數據的單個國家評論中，“OECD-WTO”表示，中國作為最終組裝者，太過於依賴從美國和其它國家進口的高附加值中間品和服務，因此導致自己在高附加值產品的加工貿易當中順差結構被擴大。根據商務部的數據，中國出口中有60%是加工貿易，主要是進行零部件組裝加工，然後出口至國外。這部分出口產品需要大量的中間品為基礎，即需要經過多層價值增加後，產品才會進入在中國的最後一道程序---組裝，之後出口到其它國家。在加工貿易中，中國對整個產品實際提供的新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由此可見，加工貿易的利益大小，關鍵在於製造業的效率高低。這一點，通過對中美製造業進行對比分析，會看得更清晰明了。產量上，中美製造業並駕齊驅。據美國機構HIS的計算，2010年世界製造業總產出為10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19. 8%，略高於美國的19.4%。中美製造業雖然產量相近，可效率卻相差甚遠。根據HIS數據，2010年，美國製造業有1150萬工人，而中國製造業有1億人，美國的勞動力生產率比中國高近10倍。技術上，美國製造業仍遙遙領先於勞動密集型的中國。
製造業的振興，對於國家經濟的升級至關重要。中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功地承接了全球第一次經濟大轉移，並通過30多年的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期間，中國沿海城市的發展成為空間經濟的主要特點，東部板塊發展迅速，相應帶來了勞動力的轉移，並以上海和香港為龍頭，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帶和三大城市群。製造業飛速發展，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2009年4月，奧巴馬在華盛頓特區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出，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隻有製造業抗危機衝擊能力最強，對保持國民經濟穩、保證就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重振美國製造業，應作為美國經濟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建立基於美國製造、美國能源、美國工人技能及美國價值觀複興基礎上的經濟，是奧巴馬“四個美國”藍圖的核心內容。2012年1月24日，奧巴馬發表國情谘文再次強調，為了讓美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需要重振製造業。而歐盟經濟持續低迷的現實，促使歐盟重新檢討和調整自己的產業政策，“增強型工業革命”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2010年，歐盟委員會製定了《全球化時代的統一產業政策》，提出了未來工業政策的基本框架。2013年4月7日開幕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主題是“融合的工業”，“借助信息技術對工業或產業流程進行徹底的改造”。在蒸汽機、規模生產和自動化之後，發達國家已經站在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潮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