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
言論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劉鶴負責的一項重要課題研究報告之總結。文章從曆史大視角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與表征的異同，做出了一些頗有見地、值得重視的觀察與評論，並針對中國具體情況提出了三點很有價值的政策思考與建議。本版特此轉載。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啟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
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麵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麵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麵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複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麵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