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力量與形成源泉
楊萬東專欄·產經隨筆
楊萬東，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編審，《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誌副總編，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商業經濟應用與管理研究分會副會長，參加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10餘項，主編、參編、參著各類財經教材、學術著作18部，在主流財經報刊發表各類學術文章100餘篇。
當今世界，技術的力量無處不在，並在更為迅速地改變著今天，塑造著明天。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技術進步的曆史，比如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機時代、電器時代、計算機時代、網絡時代，都是技術引導的器物支撐和經濟社會發展形態，昭示著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在經濟體係中，最重要的並不是財富的占有情況，而是技術的存在與作用發揮，財富失去了可以再來，技術若消失了，就會回到文明的始點。
當今的世界強國，無不以技術立國。人口不足千萬的以色列，是技術立國的典範，國家直接支持的“科學家工作室”，支撐了眾多中小科技企業的成長，並成為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最具活力的板塊；日本、德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經濟在戰爭中幾乎毀滅殆盡，但隻是因為一支頗具競爭力的工程和生產技術力量的存在，短短幾十年過去，又成為世界上排在前列的經濟強國。當然在整個20世紀一直風頭不減的是美國，這個以新教倫理支撐的新移民國家，將技術進步內生於企業製度的改進中，並以活躍發達的資本市場作為技術變遷的外部激勵機製，形成從創意到投資興業的完善機製，成為世界上技術的工作母機，美國的強大，形式是美元，實力是軍事，內在是技術，核心是文化與製度。
中國在農業時代曾經大大領先於世界，也是因為當時中國早於西方國家將鐵器用於農具的製造，將造紙和印刷術用於文化的專播，將指南針用於航海等，創造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生產力，但中國近代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則不是敗在技術上，而是敗在製度和精神上，這昭示了洋務運動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單的拿來主義是無法實現立國強國之夢的。技術之根隻有紮根於適宜的文化和製度的土壤，才能開出創新之花，結出繁榮之果。
技術發展的初始力量是開放，開放拓展視野，較出差距，激起變革和競爭，引發學習效應。顯然，開放的環境不同，產生的效果也有很大差距。中國改革之初，西部的四川，中部的安徽，東部的廣東、浙江和山東，農村的承包製改革基本是同步的，不到10年，差距就十分明顯，原因是沿海地區麵對的是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以及經濟已達相當發展程度的我國的台灣和香港，通過遠洋航運則可達於歐美。而深處內陸的四川沒有交通和市場優勢，但率先改革的製度效應仍能得到體現，在西部首先就是四川的農村勞動力流向東部沿海地區，他們在給東部提供豐富勞動力的同時，也學到了技術，掙到了收入，開闊了眼界，了解了市場，從而又成為四川經濟快速發展的力量。
技術發展的內在推力是分工和交流。浙江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剛開始轉向工業化時，走的是工場手工業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俗稱前店後廠，10萬推銷員全國跑市場，當地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專業市場，如五金、標牌、鈕扣、低壓小電器等。專業市場是一個分工協作的機製，同時也是交易和學習的機製，這種市場促進信息的交流、競爭的強化、分工的深化、學習能力和技術能力的提升，後來的產業集群和如義烏這樣的專業化小商品大市場，都是這種技術進化模式的進一步深化。
技術進步的持久動力是理性和藝術的發展與不斷創新的文化。德國有近2000家中小企業擁有世界頂級的技術和細分市場的獨占優勢，其思想源泉來自德國的理性哲學、浪漫音樂和宗教倫理，形成其嚴格、精準、超越與唯美的行為追求。美國的創新文化並以矽穀為基地，以資本市場為外在激勵，以移民人群為主體不斷吸納世界上的優質人力資源，其創新精神得到了製度化的保障，從而使美國的技術優勢從20世紀以來始終處於世界的前列。
技術的形成最主要的是要形成一個需求的市場。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官方的需求和認可是最大的拉動力量。比如新能源汽車，如果官方主要用新能源混合動力汽車或電動汽車，就會注重相關配套技術的完善，如電池技術突破，充電設施的規劃，稅費的激勵等；如果官方用車都是國產車，國產車的技術水準就會有很大的帶動；如果政府機構大量使用太陽能，太陽能生產企業也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技術改進動力。以官帶民，以點帶麵，以需代扶，將是中國技術發展的現實路徑。（責任編輯/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