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轉型與娜拉出走
專欄
作者：觀其
活得好先得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意義。連活都解決不了，遑論其他？
媒體轉型，說了多少年，但鮮見轉型成功者。
這並不奇怪，就像一個崇尚“成功”的社會，“成功學”滿天飛，卻鮮見“成功人士”一樣。當成功成了談資，成了熱門，成功本身就被抽空成概念。人人談成功盼成功，可惜，談的盼的都是人家的成功。
當轉型成了談資，成了熱門，轉型本身也難免被抽空成概念。談概念，門檻低，空間大，人人可以參與，人人可以七嘴八舌，盡管是雞同鴨講，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或許，正因為雞同鴨講，才能談得下去談得熱火朝天，要真說的是一回事，反倒說不下去了。
很多成功人士談及自己的成功，嘴裏會蹦出“運氣”二字。這不光是自謙，其實真是這麼回事兒。日後的發達，是起步時想都想不到的，也是設計不出來的。幹著幹著，運氣越來越多，事越做越大；事越做越大，運氣越來越多，幹著幹著，也就成功了。幹是第一位的，必須幹著，運氣才有所附麗。這也符合“實踐第一”的唯物論觀點。
媒體轉型，也得講“實踐第一”。轉型，不是說有個理想國在天上等著你，而是就在你腳下，就在你每天的思考和行動中。行走坐臥，砍柴擔水，皆是修行。僅僅把念經當成修行，不可能修成正果。鮮見轉型成功者，問題就在這裏。轉型是為了媒體更好更美地活著，倘若把轉型當成了目的，活著是為了轉型，這樣的轉型，到死肯定也是見不到的。當年那些“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搬著查著馬克思主義經典鬧革命，結果呢？差一點把革命鬧得沒命。是毛澤東山溝裏泥腿子的馬克思主義帶領革命走出絕境，老毛說：“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轉型也是如此，它是發展壯大媒體的手段、工具，用不著也不應搞得神秘兮兮的。正確的轉型策略，隻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從幹中得來。轉型更多是個實踐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2011年在一個研討會上談及給上麵當幕僚的體會，他說：“中國的事情其實包括世界的事情大致一個道理，不在於想要幹什麼，而在於隻能幹什麼，不在於想要怎麼幹，而在於隻能怎麼幹。在會議室裏可以隨心所欲地暢所欲言，越到高層，需要平衡的矛盾、考慮的分力越多，最後決策的回旋餘地其實非常小。……政策研究不存在‘應該’、不存在‘覺得’，而是‘隻能怎麼樣’、‘隻能怎麼幹’、‘隻能幹什麼’。違心也好，迫不得已也好，隻有這條路，因為是平衡的結果。……我們做結論的時候，給予答案的時候，一定要把前麵的加減乘除搞明白。”
翁先生這段話，蘊含著實踐的大智慧。對於媒體轉型，是警世良言。看不清自己的實際、自己的條件、自己的資源、自己的空間，不從自身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卻去走別人的路，往往是沒有讓別人無路可走，而是讓自己不會走路、走投無路。轉型為了發展，發展先要生存。倘若為了所謂轉型，鬧得媒體揭不開鍋，員工吃不上飯，這樣的轉型，不管用心有多好、理念有多新、手筆有多大，都是不負責任的瞎折騰。
活得好先得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意義。連活都解決不了，遑論其他？
由此，想到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那次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先生說，娜拉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
覺醒了的娜拉，與轉型中的媒體及媒體人，有得一比。魯迅先生九十年前的這些話，還是很有聽聽的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