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愛”之名
樂海博覽
作者：顧韞玉
這是布裏頓在1964年被授予首屆阿斯本獎（Aspen Award）上所發表的獲獎感言。這一坦誠的演講不僅道出了作曲家個人的創作追求，而且這一所謂的為特定場合及特定的人寫作的創作特點，更是體現在他多種體裁的創作中，比如說他的聲樂套曲的創作。
興起於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歌曲這一聲樂體裁以其音樂與詩歌相結合的形式，側重於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精神向往等特點而備受作曲家的青睞。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馬勒等都掀起了創作藝術歌曲的高潮，而布裏頓在藝術歌曲領域的創作與他的英國同胞（如沃恩·威廉斯、弗朗克·布裏奇等）一樣，采用傳統的音樂樣式即聲樂套曲進行寫作。同時，他也非常看重歌詞的文學價值。盡管同樣作為聲樂體裁，布裏頓的藝術歌曲遠沒有他的歌劇那樣受到眾人關注，但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所展現出的博愛的人性光輝不光在他的歌劇以及大型合唱樂中有所顯現，也同樣體現在他的聲樂套曲中。
一
早在孩提時期，布裏頓就對音樂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小的時候便在父親的指導下閱讀名家的小說和詩歌。1921年，年僅八歲的布裏頓就已經著手為英國著名詩人丁尼生、雪萊、莎士比亞的詩歌配樂。盡管當時年幼的布裏頓對某些歌詞還不甚理解，但這位少年天生就對詩詞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後來他自己也回憶道：“雖然我不是個語言學家，但是我一直為自己對語言所產生的獨到感覺而驕傲。”
在薩塞爾姆（Southolme）的預備學校讀書期間，布裏頓就跟隨艾瑟爾·阿斯托（Ethel Astle）學習鋼琴，十歲時師從奧德雷·阿爾斯頓（Audrey Alston）學習中提琴，並在其介紹下認識了著名的作曲家布裏奇（Frank Bridge，1879-1941），跟隨他學習作曲。1930年，布裏頓進入了皇家音樂學院學習作曲，雖然很快對學校失望，但倫敦濃厚的音樂氛圍使他聆聽到多場精彩的音樂會，他的音樂觀也得以改變。在孩提時期，布裏頓的音樂上帝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隨著視野的開闊，他越來越著迷於馬勒的音樂，同時也開始注意英國本土作曲家珀塞爾（Henry Purcell，1659-1695）等人的作品，開始了尋覓一條最能發揮自己創造力並有自己創作風格的道路。
1935年，布裏頓由於工作原因結識了著名左翼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兩人很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這位偉大的詩人亦成為了布裏頓生活和藝術上的“引路人”。奧登的思想對布裏頓的人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影響是多方麵的，比如他不斷地鼓勵布裏頓正視自己的同性戀傾向——這一作曲家本人極力回避但早已為人所知的事實。此外，布裏頓同奧登合作了聲樂套曲《我們的狩獵父親們》，由奧登撰寫文本，可以說這部作品深受奧登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此後，奧登的自由和平的思想理念便一直紮根在布裏頓的腦海中，成為了其音樂創作中的重要主題。
如果說奧登是布裏頓的精神導師的話，那麼彼得·皮爾斯（Peter Pears）則是布裏頓的一生的摯愛和重要的靈魂伴侶。1937年，布裏頓結識男高音歌唱家彼得·皮爾斯（1910-1986），兩人成為了同性戀人，在彼此的生活、工作上相互照應，相互扶持，布裏頓有許多聲樂套曲與歌劇中的角色都是為皮爾斯而寫。
1939年，隨著戰爭的臨近，布裏頓與皮爾斯一起移居到了美國。在那兒他為法國著名同性戀詩人蘭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的《靈光篇》譜曲。這是布裏頓首次使用英語之外的語言寫作，就像日後他為米開朗基羅譜曲時用意大利文，給荷爾德林譜曲時用德文、給普希金譜曲時用俄文一樣。
1940年，布裏頓創作了《米開朗基羅的十四行詩七首》，這部聲樂套曲是布裏頓為他的摯愛兼搭檔皮爾斯寫的第一部作品。這是一部意味深長的作品，全部七首詩歌描述的都是一個主題，那就是“愛”。雕刻家米開朗基羅在他所寫的三百多首十四行詩中的一些作品顯露出他在畫作、雕刻和建築中所描繪的靈性主題。這部聲樂套曲中的愛的詩歌是米開朗基羅獻給他的情人卡瓦列裏（Tommaso Cavalieri）的，而布裏頓為此詩作配樂無疑是獻給皮爾斯、作為兩人同性之愛象征的。且讓我們來看一下編號為XXXⅡ這首歌的歌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