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動人口居住與治安管理關係的思考
調查研究
作者：朱紅良 司漢武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居住場所、人口聚集和流竄作案等方麵對治安管理的影響，並針對工作及生活方式差異、治安管理力量不足和防控體係尚未建立等原因，提出了由管理控製型向高效服務型轉變、由分散粗放化向集中精細化轉變以及由單一行政式向多元合作式轉變等對策措施，以有效緩解城市流動人口居住形式對治安管理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流動人口居住形式治安管理影響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深刻變革，城市流動人口隨之增多，特別是在一大批沿海經濟發達的大中型城市中，農村剩餘勞動力不斷湧入和積聚。2012年8月，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指出，2011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巳接近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7%。中國特殊的戶籍製度，使得流動人口幾乎成了除了市民、農民之外的第三大人口群體。
應該清醒看到，流動人口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給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為發展注入了“人口紅利”，帶來的是機遇；另一方麵出租房亂象等治安管理問題不斷增多，流動人口犯罪率上升相對較快，帶來的是不穩定因素。餘姚市作為副省級城市寧波市下麵的縣級市，在開明開放和“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四連冠的大環境帶動下，流動人口呈現出明顯增加的趨勢。餘姚市作為中小城市，隨著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多，居住問題已成為影響當前治安管理的一大因素。因此，改善城市流動人口居住條件，有助於促進社會治安管理，是推動社會和諧穩定、構建以人為本社會、打造幸福城市的大勢所趨。目前對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研究多數集中在所存在缺陷研究、管理模式創新研究和社會管理體製研究等方麵，通常建立在基層政府行為基礎之上，而對於流動人口居住與治安管理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在參考和借鑒優秀研究成果與論文的前提下，主要從城市流動人口居住與治安管理的視角人手，通過對餘姚市的實證分析，深入挖掘城市流動人口居住對治安管理的影響與原因分析，切實為當地有效解決“成長中的煩惱”提供理論參考。
一、城市流動人口居住對治安管理的影響
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給流入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承載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要求和挑戰。流動人口進入城市，所要麵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居住問題。有數據表明，上海非本地戶籍人口犯罪率達到了70%以上，杭州、深圳的非本地戶籍人口犯罪率甚至趟過了90%。2013年第二季度，餘姚市破獲刑事案件317起，查處治安行政案件562起，刑事拘留流動人口559人，行政拘留723人，強製教育61人；共抓獲犯罪嫌疑人834人，其中流動人口559人，占67.54%；抓獲“兩搶一盜”涉案的流動人口213人，七類惡性案件涉案的流動人口48人。
1 流動人口居住場所的複雜性亟需不同的治安管理手段
我國流動人口在居住方式上包括“村落型”聚居、集中居住在單位或工棚、分散居住等三種類型。流動人口居住以出租屋為主，涉及麵廣量大、分散，租住人員複雜。少數不法分子主要在城鄉結合部出租屋藏身，這部分人員屬於“黑色群體”，是治安防範和打擊的重點。
從2013年3月餘姚市陽明街道流動人口居住區域分布及居住時間分析。從區域分布來看，居住在建城區範圍的有37568人，占43%，居住在建城區外農村的有50289人，占57%。從居住時間來看，居住6個月以下的有22123人，占25%；居住6個月至1年的有28978人，占33%；居住1年以上的有36756人，占42%。由此看出居住一年以下的人數相對居住一年以上的人數較多，流動人口的不穩定性較高。
2 流動人口集聚和高犯罪率對治安管理提出了嚴峻挑戰
隨著城市流動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強，導致社會控製減弱，犯罪率升高。流動人口違法犯罪人數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直線上升，從影響較大的刑事案件來看，流動人口犯罪數量也在逐年增多。大量流動人口往往通過親朋好友、老鄉關係介紹來到此處，因而流動人口帶有濃厚的地域和鄉土觀念。在犯罪活動中，這些人往往利用同村、同鄉、同縣等較為有利的地緣、親緣，拉幫結派組成團夥相互壯膽進行犯罪，形成盜竊、搶劫、詐騙、流氓、販毒等團夥來危害社會，嚴重影響了社會治安的正常秩序。餘姚的流動人口大都來自安徽、貴州、河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其中安徽籍12.4萬人，占餘姚流動人口23.3%；貴州籍11.1萬人，占餘姚流動人口20.8%；河南籍5.5萬人，占餘姚流動人口10.3%；湖南籍5.1萬人，占餘姚流動人口9.6%；四川籍4.5萬人，占餘姚流動人口8.4%。上述籍貫的流動人口總和，占餘姚市全部流動人口53.3萬人的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