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隆多夫和他的電影人生
社會
作者：陸晶靖
沃爾克·施隆多夫德國著名演員、編劇、導演瑪格麗特·馮·特羅塔
今年73歲的施隆多夫在童年經曆過“二戰”的最後時光。1944年一顆炸彈落到他家的閣樓上，門窗都被炸飛了。他注定將離開這裏。幾個月前，他的母親在二樓煮地板蠟，一顆火星引燃了整個廚房，液體的地板蠟變成了噴射的火舌，於是他在剩下的歲月裏隻能依靠照片來懷念母親。後來，在拍《鐵皮鼓》的時候，他讓絕望的奧斯卡徒勞地砸著廁所門，在門裏他的媽媽一條又一條地吃著生魚，中毒而死。不久美國兵的吉普車和坦克開進了黑森州，6歲的施隆多夫很喜歡他們，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成年人的恐懼在孩子們看來無法理解。他很快就學會了英語，還用一些沒用的東西換來了咖啡和食品。他學會的這門語言將在未來幫助他和阿瑟·米勒以及達斯汀·霍夫曼交流，使他以一種極佳的狀態拍出《推銷員之死》。他似乎在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就為未來的導演之路做了一些準備，到了中學的時候，他已經感覺到學校教育沒有什麼意義，所有一切都是德國文化中市民生活那一套。他不喜歡《白馬騎士》和《智者納坦》，又轉向了存在主義。他讀薩特的《惡心》的時候還不到15歲，他記得一次家庭出遊，當時所有人都擠在狹窄的小船裏，他想這真是薩特所說的地獄。
他逃離家鄉的願望在法國的布列塔尼實現了，他在那裏找到了一所寄宿學校繼續他在家鄉的學業。之前在德國，電影廠的經理對他父親說：“醫生先生，別讓您的兒子不開心，最好還是讓他學點兒正經營生吧！”而在法國他可以自由地看電影，當時的法國和德國不一樣，電影屬於藝術。幾個月後，他已經學會了法語，到他高中畢業那年，他選修了哲學課，還參加了一個法國中學生大獎賽，得了第一名。當地的報紙登出了他的照片，旁邊寫著一行小字：兩年前，他還一句法語都不會說。他每天不停地看各種電影，並且還給德國電影翻譯對話，有一天他在翻譯裏芬斯塔爾的《意誌的勝利》時，有人一把搶過他的話筒憤怒地喊道：“我們這兒是電影博物館，不是宣傳機構！”這時他意識到，自己畢竟還是一個德國人。
他終於慢慢地融入了法國的電影圈子，到他21歲時候，他成了讓-皮埃爾·梅爾維爾的學生，第一次當上了副導演，在他和新浪潮導演學習了一陣後，又和阿倫·雷乃合作了一把，這回他是《去年在馬裏昂巴德》的副導演。到施隆多夫25歲那年，他決定自己拍一部電影。他在法國生活了很多年，當然想和他的老師、那些新浪潮導演們拍類似的片子，但人們卻越發強調他是一個德國人。施隆多夫說：“我有時候喝一杯啤酒，人們就會說，啊，你喝啤酒，這很德國。雖然我99%的時間裏都喝葡萄酒，但沒人在意。”於是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國家，拍一部德國電影。這就是他的處女作、改編自奧地利作家穆齊爾小說的《青年托爾勒斯》（Der junge T？rless）。電影講述了一所寄宿學校裏發生的故事，一個叫巴齊尼的學生偷錢被另外兩個學生發現，他們以此來脅迫和折磨巴齊尼，一個人從肉體上折磨巴齊尼，另一個則利用這個可憐蟲來測試他關於疼痛敏感性以及催眠的理論。托爾勒斯始終是一個旁觀者，他從冷靜地觀察到手足無措，最終憤怒卻無濟於事，這似乎在暗示納粹時期知識分子先是自命清高後來終於發現為時已晚的命運。年輕俊美的馬修·凱利爾扮演托爾勒斯，他把托爾勒斯的柔美、傲慢、自戀和嚴肅都詮釋得很好，後來他又在施隆多夫的《死刑》裏出演過。
左、右圖：電影《鐵皮鼓》劇照《鐵皮鼓》原著小說作者、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
這部處女作呈現出驚人的成熟，施隆多夫由此定下了冷靜、克製並且充滿力量的電影基調。馬克斯·弗裏施（Max Frisch，瑞士著名作家）說，他要寫很多頁紙才能表達的內容，在電影裏一個10秒鍾的特寫就能表達出來，而這正是施隆多夫能夠精確把握並加以表現的方麵。在與瑪格麗特·馮·特羅塔（Margarette von Trotta，演員、編劇，後成為德國著名導演）結婚後，她成了施隆多夫的專用女主角，主演過改編自布萊希特作品的《巴爾》和其他幾部電影。但施隆多夫又一部極其成功的作品《喪失了名譽的卡特琳娜》沒有用她，而是起用了安吉拉·文克勒，她此後還在《鐵皮鼓》中扮演奧斯卡的媽媽。《喪失了名譽的卡特琳娜》改編自海因裏希·伯爾（Heinrich B？ll，德國作家，獲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伯爾在寫作這篇小說前呼籲德國寬容對待左翼激進組織，遭到許多人尤其是以《圖片報》為代表的小報的謾罵。施隆多夫用一部充滿張力的電影回擊了這一切，在電影末尾，卡特琳娜忍無可忍地刺死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小報記者，葬禮的畫麵上，影片打上了幾行字幕：“故事裏的人物和情節是作者創作的，如果對片中某些記者行為的描繪和《圖片報》的所作所為相似，這不屬於作者意圖，也不屬於巧合，這是不可避免的。”字幕來源於伯爾原作。比利·懷爾德後來看了這部電影，寫信給施隆多夫說：“我想這簡直是自弗裏茨·朗（Fritz Lang，德國早期電影大師，代表作為《大都會》）以來最為優秀的德國電影。”
接下來施隆多夫拍了一部黑白電影《死刑》，改編自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小說《一槍解千愁》。這也是他當時的妻子瑪格麗特·馮·特羅塔作為演員的最後一部電影。施隆多夫在瑪格麗特和主人公索菲之間發現了共同點，認為這兩人都有一種絕對的熱情，這種情緒有時甚至會升華為自我毀滅的力量。女貴族索菲愛上了軍官雷蒙德，但同時她同情俄國革命，在政治上站在雷蒙德的對立方。她隱瞞了這個秘密。而雷蒙德也有一個秘密，即他是一個同性戀者，愛上了索菲的弟弟。索菲得知真相後刻意求死，參加了遊擊隊，後來被雷蒙德槍決。施隆多夫後來說，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個女人的視覺，因此他刻意用黑白膠片來拍，認為這樣能使觀眾不會因為彩色元素過多而忽略主角細微的心理感受。影片上映後，尤瑟納爾開始表示很滿意，但隨後又來了一封信聲稱電影讓她很不高興，據說瑪格麗特的女權主義者身份也讓她很介意。後來瑪格麗特去紐約拜訪她，尤瑟納爾也總是不願見麵，那段時間，陪伴了她30多年的同性伴侶格蕾絲去世了。
第二年施隆多夫就開始拍《鐵皮鼓》。格拉斯的原作寫於1959年，此時距離書的出版已經過了18年。嚴酷的現實是這本書在德國國內已經不流行了，但美國人有興趣，格拉斯回憶說不斷有美國人來找他，表示渴望把書拍成電影的心願。但這些美國人不得要領，一次一個美國製片人和格拉斯聊了約一小時後問，能不能把奧斯卡是侏儒這點改掉，作家想也沒想就把他轟了出去。施隆多夫當然是合適的人選，他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克服了資金、技術以及來自合作方的種種困難，而在此之前他並沒有拍這種大製作的經驗。戴維·本內特表演的奧斯卡征服了所有人，配角的表現也無懈可擊。格拉斯看完這部電影後說：“我完全忘記了那本書，而是看了一部電影，我想可以把它叫作一部現實主義的童話。真的看了兩個半小時嗎？”施隆多夫如釋重負，此前格拉斯很少發表意見，令他十分緊張，此刻他才意識到格拉斯的沉默是因為他害羞的性格。不過電影隻拍到奧斯卡改變想法決定長大並回到德國，小說的後半部還沒有拍，此後的幾十年裏施隆多夫一直想拍《鐵皮鼓2》，遺憾的是一直沒能開機。《鐵皮鼓》取得了巨大成功，先是在戛納擊敗了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摘下了金棕櫚獎，然後又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至於這部電影的水準，施隆多夫曾經說過他想接續上弗裏茨·朗以降的德國電影傳統，《鐵皮鼓》幫他做到了，他現在是世界聞名的大師了。
就像他在獲獎後想的那樣，施隆多夫這時可以利用聲譽帶來的自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他之後的一部電影叫《錯誤的證人》（Die F？lschung），講述一個駐黎巴嫩的德國記者對自己職業的反思。這個構思來源於他的一位親自去黎巴嫩調查過的作家朋友，他說：“這些人每隔四天就飛到貝魯特，住在最好的賓館裏，飛快地往漢堡發送傳真文章，報道大屠殺、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好像用這些事先堆砌好的文字就能反映出某種現實。”在把《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搬上銀幕後，施隆多夫終於在1984年來到了美國，阿瑟·米勒、達斯汀·霍夫曼和約翰·馬可維奇在等待他。與《推銷員之死》的世界聲譽不相稱的是，這部影片是一部小成本製作，大部分拍攝都在室內完成。施隆多夫非常喜歡和阿瑟·米勒的合作，這次異常順利的拍攝帶來的是一部令作家和觀眾都十分滿意的電影。此後施隆多夫一直在美國拍片，直到他在飛機上聽到柏林牆倒塌的消息，才決定返回德國。
他晚年在德國拍攝的電影裏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九日》（Der Neute Tag）。這個電影的靈感來源於一位牧師的日記，納粹把他從集中營裏放出來，給了他九天的假期，一位學過神學的軍官企圖用這段時間說服他，讓他代表盧森堡的全體牧師向納粹效忠。軍官和他關於猶大是否屬於神之意誌的辯論動人心弦，如果沒有猶大的背叛，耶穌豈不是不能完成以身為世人贖罪的行為嗎？最終牧師堅持住了自己的信仰，返回了集中營。這部電影是充滿思辨色彩的佳作，不過上映時卻因為片商不信任觀眾的水平，推遲了數年才播出，並且放映時間還放在半夜。2007年，他還嚐試過一部類似公路片的《烏爾詹》（Ulzhan），一個法國人放棄一切到哈薩克斯坦漫遊，希望在旅途中死去。這部電影倒很像另一位德國著名導演維姆·文德斯的風格，但更神秘。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部電影是一場冥想，關於過去以及我們人類留在地球上的垃圾：大流士時代的墳墓、絲綢之路的商隊、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油田、被汙染但依然壯麗的風光。在影片最後，男主人公站在哈薩克斯坦最高的山峰上，影片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否能夠活著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