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星續寫與中國的百年好合
經濟
作者：李三
唐仕凱先生與奔馳S 500 智能駕駛試驗車
奧斯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對技術著迷的德國商人，曾經在青島經營過鍛造廠、造船廠。那一年，當奧斯特駕駛著梅賽德斯汽車出現在山東青島街頭，這位飛行員兼造船家或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舉動的曆史意義——這部搭乘郵輪而來的擁有木質底盤以及螺旋槳傳動軸的家夥，開啟了戴姆勒在華合作夥伴關係的首個篇章。據說在他去世後，他的墓碑上刻有一個船錨和一個飛機螺旋槳。其實，奧斯特的名字，已經寫入戴姆勒-奔馳中國大事記。
作為汽車的發明者，戴姆勒-奔馳比別人更早進入中國市場，早期業務比較簡單，就是少量轎車以及卡車的進口以及維修業務，但是奔馳公司一直十分關注中國市場，上世紀末，奔馳也曾經專門為中國市場設計過一款家庭轎車，雖然最終沒有量產。
在戴姆勒來華百年慶典上，本刊記者對戴姆勒大中華區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唐仕凱（Hubertus Troska）進行了采訪，出生在西班牙的德國人唐仕凱曾經在墨西哥、土耳其負責過奔馳業務，效力戴姆勒超過25年，榮升集團董事不久便受命來到中國。中國是他職業生涯掌管的第七個市場，也是戴姆勒-奔馳最重要的一個。
三叉星與中國的百年好合正在續寫。隨著中國轎車市場的迅速發展，奔馳也開始開足馬力從中國市場上奪得應有的市場份額。如果奔馳無法在中國成功，集團就無法在全球稱王，這個共識漸漸在集團決策層形成，董事唐仕凱被派往中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用唐仕凱的話說：一位集團的董事專門負責中國業務，從此以後，戴姆勒-奔馳的決策桌上就有了一個強勁的中國聲音。
三聯生活周刊：戴姆勒在華100年之久，對此你的感受是什麼？
唐仕凱：
早在1913年，德國人弗朗茨·奧斯特就把戴姆勒品牌帶入中國，同年，奧斯特先生成為當時戴姆勒在青島設立的中國首家梅賽德斯汽車銷售部門的負責人，此時距卡爾·奔馳先生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先生獲得世界上第一輛汽車專利權的1886年也不過僅僅27年。我們早期的中國業務是進口汽車貿易，在中國銷售轎車，繼而引進技術。真正深入發展是在近10至15年。如今，我們已深深紮根中國，成為在華唯一一家覆蓋所有細分市場的豪華汽車製造商，產品類型包括轎車、輕型商用車、卡客車、汽車金融服務以及零部件服務。中國已經成為我們的第二故鄉。
三聯生活周刊：回首百年，你認為戴姆勒-奔馳在中國的哪個時期最為關鍵？
唐仕凱：
1924年，戴姆勒公司決定擴大在華業務，在上海成立了梅賽德斯汽車銷售部，將奔馳汽車陸續引入中國。1936至1939年，戴姆勒在上海和香港設立了裝配工廠並累積組裝了超過2800輛梅賽德斯-奔馳卡車。其後由於“二戰”，奔馳在中國的產銷受到嚴重影響，很多業務不得不停止，直到1956年德國奧托·烏爾夫（Otto Wolff）汽車有限公司與本地合作夥伴在香港成立合資公司，向中國市場出售梅賽德斯-奔馳轎車。新中國成立後，奔馳再次進入中國市場是在1960年，自那一年起，中國的經銷商開始進口梅賽德斯-奔馳載重車，三叉星徽的標誌才又重新回到了中國的公路上。其後，戴姆勒在中國的發展逐步展開：1980年，梅賽德斯-奔馳汽車服務總站在北京成立，為中國客戶提供更加全麵的服務；1983年，中外合資企業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梅賽德斯-奔馳中國有限公司成立，作為戴姆勒-奔馳在華的全資子公司，全麵負責中國大陸、港澳地區進口梅賽德斯-奔馳轎車業務。
三聯生活周刊：近十幾年來，戴姆勒總部是如何看待中國市場的？
唐仕凱：
毋庸置疑，中國是最重要的市場。早在30年前我們的管理層就在不斷就中國市場進行討論，盡管當時中國的汽車工業還處於起步階段，但我們堅定地認為三叉星必須要進入這個市場，並且應該有所作為。近十幾年來中國汽車市場的崛起不可小覷，我們也更加堅信：戴姆勒不可以沒有中國，中國是戴姆勒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能夠更好、更專注地發展中國市場，我們願意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消費者的需求。集團專為中國設立了董事席位，一方麵加大了中國在總部的話語權，另一方麵也讓中國市場的關切可以及時反饋至德國總部。這是我的任務與職責，由此也能看到我們對中國市場的格外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