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霍普：古典音樂的新希望
文化
作者：石鳴
丹尼爾·霍普
“我從沒想過小提琴還會有這樣的音樂。”一位觀眾在國家大劇院丹尼爾·霍普獨奏音樂會散場時喃喃說。這場音樂會的曲風各異，卻有個共同特點：都曾在曆史上的某個時期被禁演。這些作曲家有人們耳熟能詳的門德爾鬆、斯特拉文斯基、拉威爾，卻也有古典界很少被關注的羅伯特·多貝、喬治·格什溫、寇特·威爾。
“通常情況下，獨奏音樂會——即使是我的獨奏音樂會——都會更傳統一些。”霍普說，“因此這次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曲目混搭，門德爾鬆和舒爾霍夫的奏鳴曲並列，斯特拉文斯基和格什溫的歌劇選曲對比，情緒和旋律都有巨大起伏，但是很美。這個曲目編排非常新，我們才演了兩次，都是在歐洲。這是第一次在歐洲之外演出。”
聽丹尼爾·霍普的音樂，無論是唱片還是音樂會，他對待音樂的方式總能給人新鮮的感覺，有時甚至讓人忘記他的年齡，其實他已經40歲。在他的官網上，職業一欄除了“小提琴家”之外，還有廣播節目主持人、作家、音樂活動家、電影製作人。問他如果沒有成為小提琴家會做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我就去做一個電影導演。”他說自己對電影幾乎癡迷，經常在電腦上剪輯自己拍攝的視頻，發布在博客上。“我非常癡迷電影的製作過程，剪輯和拍攝一樣重要。你或許拍出了非常漂亮的畫麵，但是沒有成功的剪輯，仍然無法講出好故事。”
也許正是出於類似原因，丹尼爾·霍普一直“剪輯”自己的唱片，以求“多多少少講一個故事”。與其說他錄製一張專輯，不如說他策劃一張專輯：就像藝術策展一樣，他的專輯都有一個主題。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就是如此。
那時丹尼爾·霍普才不到20歲，在英國光暈唱片公司（Nimbus Records）獲得了錄音機會。“他們說，你現在可以錄柴科夫斯基、帕格尼尼了，我說不，我喜歡這些音樂，我會在音樂會上演奏它們，但是錄專輯的話，一張專輯就好像一張名片，詮釋了一條信息，告訴對方你是誰。”丹尼爾·霍普說。
在他看來，“30年來，古典唱片界似乎形成了某種慣例，布魯赫總是搭配門德爾鬆，柴科夫斯基總是搭配西貝柳斯。人人都這麼幹。但我覺得，如果你要錄的音樂人人皆知，那麼最好是賦予它一個不同的語境，但是必須是一個有意義的語境，不能因為作曲家名字都以B字母開頭就把他們放在一起”。
最終，他人生中第一張專輯沒有錄門德爾鬆或是布魯赫，而是錄了施尼特凱、武滿徹和寇特·威爾，他采訪了這幾位作曲家，與他們深入交談，並親自撰寫了文字說明。“我創造了專輯背後的個人故事，從那以後，我就按照這條路徑走了下去。”
許多人好奇，丹尼爾·霍普在小提琴上到底得了梅紐因多少真傳，受到了怎樣的影響，畢竟，由於母親是梅紐因的秘書，後來又當了25年梅紐因的經理，霍普生命中的前8年幾乎日日在梅紐因家裏度過。在音樂環境中耳濡目染，他4歲時就宣布自己以後要成為一個小提琴家。然而，梅紐因本人卻並沒有對霍普的這一夢想表示認真的鼓勵。“恰恰相反，他對於我對小提琴的渴望一直謹慎地保持距離。”霍普回憶道。梅紐因沒有親自教過他小提琴，一直到霍普16歲，才又一次聽他拉琴。“我想那時他非常震驚於我孩提時那句話竟然不隻是說說而已，而我確實非常刻苦地學習小提琴。”自此之後，年輕的霍普經常與大師同台演奏，直至後者1999年辭世。
對霍普來說，梅紐因給他最大的音樂影響或許是開放性的音樂態度。“在那棟房子裏看過去，每一個地方都是音樂，各種樂器隨意擺放著，屋子裏隨時隨地都有音樂在演奏。最棒的是能無障礙地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音樂，我聽到了民間音樂、爵士、藍調、印度音樂、弗拉明戈、古典音樂，沒有邊界，沒有束縛，就是音樂。實際上我至今仍這樣認為，音樂的偉大隻存在於音樂本身，而不是某個概念、類型。我對任何音樂都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為了錄《當東方遇到西方》這張專輯，霍普聯係了梅紐因上世紀60年代的合作夥伴、印度西塔琴大師拉維·香卡（Ravi Shankar），跑去向香卡的學生學習印度音樂，花了9個月就為了適應印度音樂的節奏韻律和盤腿坐著演奏。由此他發現了印度南部民間小提琴演奏和西方古典訓練的不同之處：“隻用到通常弓長的三分之一，這樣就完全改變了運弓來產生聲音的方式，你需要不同的接觸點。”而在思考印度音樂和西方音樂的聯係的過程中，霍普又接觸到了拉威爾設計的一種叫“Luthéal”的樂器裝置，“像是一台打字機，又像是銅管風琴”，通過它來演奏拉威爾，“能真正明白拉威爾在音色上達到的成就”。他給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的德國演員布朗道爾（Klaus Maria Brandauer）主演的斯特拉文斯基歌劇《士兵的故事》擔任伴奏和指揮。“布朗道爾沒有接受過音樂訓練，但是劇中有幾處演員必須按照樂器的韻律來說台詞，於是我就會向他點頭或者眨眼示意，我們發明了一整套信號係統，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