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1 / 3)

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韓鋼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曆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曆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誌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飆(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曆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采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幹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後,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曆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采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采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征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裏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後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征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後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後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吊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吊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後,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采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係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後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致,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鬥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隻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麵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采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裏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裏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麵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後,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後,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飆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飆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彙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托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讚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麼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後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後,葉何時與華麵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後,華、葉的第一次麵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麼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