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或表演的過程不僅可以視為一種宣泄情緒的治療過程，也可以看作當事人內心心理向外投射的一種方式，根據心理投射理論，任何藝術作品都可以視作反映當事人內心世界的一種象征性語言。因此，藝術作品和藝術活動行為都可以作為測量和評估當事人人格、情緒和潛意識的一個合適的窗口。所謂的藝術心理測量和評估，就是在心理學理論的指導下，憑借對藝術作品形式和內容的分析，對藝術作品創作者的人格、智力、情緒、自我和社會意識、潛意識等進行推斷的過程。早在20世紀初，榮格就鼓勵他的病人用繪畫將自己的夢境和心象記錄下來，以便他對病人的潛意識進行精神分析。現在，運用人物繪畫、家庭和學校動力繪畫、房樹人繪畫來測評青少年兒童和某些人群的心理問題已經成為很流行的一種心理谘詢方式，尤其對於語言溝通困難、谘詢阻抗強烈的谘詢對象更為必要。
與文字型的心理測量相比，藝術心理測量與評估的特點在於其測評的目的比較隱蔽。測量者無需直接詢問當事人任何有關心理的問題，也避免了任何語言溝通和理解上的困難和歧義，避免了心理谘詢中的隱瞞、欺騙和阻抗，一個人如何構圖繪畫，偏愛用什麼顏色，喜歡看什麼書籍，喜愛唱什麼歌曲都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而這些行為正好可以作為心理醫生精神分析的素材。藝術心理測評的不足是分析解釋的主觀性較強，評價維度和方法尚未統一和標準化，信度和效度還有待作進一步的檢驗。因此，將藝術心理測評與傳統的文字型心理測量工具進行效度和信度的比照研究十分必要。
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借助各種修辭手法形象化地反映生活和內心世界的語言藝術。它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形式。文學具有悠久的發展曆史，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人類文化表現形式和精神財富。文學何時成為一種心理治療的工具？人性與文字的本質關係如何？文學創作和閱讀文學作品為何具有心理治療的價值？文學創作或文學欣賞治療的心理機製如何？文學治療如何具體實施？這是我們先要討論的一些基本問題。
一、文學與文學治療的概念
在“文學心理治療”一詞中，“治療”一詞的含義與創作、閱讀、朗誦、口述表演等文學活動幾乎同義，隻是它包含了針對某種心身問題而專門進行有目的的矯治工作的語義。一般而言，無病不會呻吟，沒有心身問題當然無需治療。但是，就廣義的文學心理治療而言，它還具有促進健康，提高心理素質，塑造人格、怡情逸誌等錦上添花的功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心理治療既可以是一種明顯計劃的專業治療活動，也可以是文學社、聽評書等溫文爾雅的民間文學活動，兩者並無本質區別。所以，廣義上，一切文學創作和閱讀文學作品的活動都具有影響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習慣的心理治療作用。狹義上，文學治療是指有目的地借助文學創作或閱讀文學作品等文學活動，抒發誌向或投射某種潛意識，釋放和調節情緒情感，陶冶性情，或改變認知，治療心理障礙，影響行為習慣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
依據治療時所依據的文學作品類型，文學治療可以分為純文學心理治療和心理戲劇治療兩種類型。前者是指運用以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純粹的文字語言來創造形象的藝術來進行的治療；後者是指運用戲劇這種還需要導演和演員二度創作、表演來完成的，非獨立自足的語言藝術所進行的治療。
按文學活動與當事人感知活動的關係，可以將文學治療分為：創作型的文學治療、閱讀型或誦讀型的文學治療、講故事型的文學治療、聽書型的文學治療等幾種類型。廣義上，講相聲、幽默、話劇、小品等都是文學治療的通俗形式。文學創作型所治療的對象即文學創作者本人，或者說創作過程即是治療過程，作品即是個性、認知和情緒發泄的產物；而欣賞型的治療對象則是閱讀者、觀看者和聹聽者，作品是治療媒介，作品中各種人物和情節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情感則是影響讀者的“藥物”；表演型的文學活動則可能具有治療和被治療兩方麵的效應，即表演者或扮演者本人在表演過程中被治療，而他的表演同時感染或治療其他人。
所謂文學創作是指一個人根據自己對生活的觀察、認識和審美體驗，經自我想象的形象思維創造的，以語言為材料創造出某種藝術形象和文學作品的過程。文學創作是一種特殊、複雜的精神生產活動。文學創作可以是詩歌、小說、散文、寓言、童話、編寫故事等多種體裁。由於各種文學體裁有自己的獨特優勢，所以文學治療要根據當事人心理問題的性質和特點選擇合適的文學創作形式，如詩歌更適合處理情緒情感問題，小說更合適處理成長問題，寓言更合適處理自我意識和價值觀問題，等等。
閱讀療法（bibliotherapy）是指通過讀書活動來調節情緒或治療心理障礙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閱讀的材料可以是關於心理衛生、醫學科普的書籍，也可以是散文、小說等促進心理健康的文學作品。閱讀治療的關鍵在於選好作品，閱讀作品實質上是閱讀者與作者的一次對話，作品中的人物與情節，觀點與思想內容既可能對讀者產生良好的治療作用，也可能給他帶來某種思想的汙染和情緒感染。例如，一些受暗示較高的讀者閱讀了某些醫學書籍後就自動對號入座，致使其疑病傾向更為嚴重。因此，嚴格意義上的閱讀治療是指在專業心理醫生指導下的有針對性的閱讀活動。
按有無心理醫生指導和參與情況，文學心理治療又可以分為：有目的的文學治療和無特定目的的文學治療或指導性治療和非指導性治療。前者是指在心理醫生指導下，針對當事人的心理問題有目的進行的創作、閱讀、講故事和聽評書等文學活動；後者則是指長期以來作為個人愛好而進行的創作、閱讀等文學活動，而這些活動不知不覺解決了當事人的某些心理問題。
二、文學心理治療的曆史
文學心理治療的曆史與文學產生發展的曆史同步。換而言之，從心理需要和心理治療的意義上來說，文學發生發展的曆史就是一部滿足人類精神需要和治療心理問題的曆史。
自有文字以來，讀書寫文章就不僅僅隻為了獲得知識和間接經驗，而且也為了抒發個人情緒情感，表達誌向，塑造人性，矯治心理偏差，甚至為了實現調節人際關係，移風易俗，影響社會人倫等某種團體的治療目標。例如，《詩經》這部大約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詩歌中就有大量的作品抒發了男女之情。據《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不僅對《詩經》加以編撰，而且“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可見，讀《詩》可以培養人的想象力和觀察力和培養集體感，可以排譴心中的鬱悶；還可以教人侍奉父母，教人忠於君主；也可以學習動植物的知識。詩經的心理教育作用是多方麵的。
用寓言來教育和勸諫人改變認知的曆史悠久。所謂“寓言”，寓者寄托也，言，議論也。寓言創作的核心技巧是比喻，即將想要表達的哲理和勸諫編進故事裏。《伊索寓言》序言裏說，很久以前，“真理”從天而降，先是用單調枯燥的理論向國王進行述說，國王不聽；“真理”從文人那裏借了一件具有華麗辭藻的外衣，滔滔不絕地再次進行遊說，國王還是將它轟走；“真理”最後將自己妝點成娓娓動聽的故事，這次國王被吸引了，聽了前麵情節就想知道後麵的結局，入神之際，心弦被悄然撥動，不知不覺地就接受了“真理”的勸諫。從此，國王更加英明，國家更加安樂。可見，寓言這種借故事而述說真理，促使人反思、內省、頓悟的方法就是一種很巧妙的心理教育和心理治療。寓言方法的主要目標是矯治人的認知，而其最大的長處是有助於避免當事人的心理阻抗，使其容易接受新的認知。說理、勸誡等心理教育和做人教育是寓言的基本功能，中國最早的寓言《莊子》中就有許多這樣的故事。莊子曾以一個想逃避自己影子和足跡的人的故事來說明一個如何保持心態寧靜的道理：“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漁父》）站到陰影中，影子就會消失；停下來休息，就不會再有腳印。這個寓言說明了人的焦慮來自於自己不知足的追求這個深刻的道理。
民間故事或口頭文學不僅是兒童社會化的最好教材，對於成年人同樣也具有心理治療的作用，《一千零一夜》就是一個最好的典範。姑娘桑魯卓通過每天講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不僅阻止了國王山努亞不斷殺女人的念頭，而且治好了這位有心理創傷的國王。事實上，《一千零一夜》是中古阿拉伯文學中一部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民間故事集，據阿拉伯原文版統計，全書共有大故事134個，每個大故事又包括若幹小故事，組成一個龐大的故事群。《一千零一夜》是眾多無名氏的集體創作，從口頭創作到編訂成書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早在公元世紀，印度、波斯等地的民間故事就流傳到了伊拉克、敘利亞一帶。大約8世紀中葉到9世紀中葉，出現了手寫本。又經過幾百年的搜集、整理、加工、補充，大約到了16世紀才最後定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千零一夜》中治愈心理病人的故事其實是千千萬萬故事療法的縮影。
中國古人相信“文如針藥”，甚至專創“箴”這種特別的文體，用於規過，療人之心疾。如劉勰所說：“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人們也常說：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將規勸人的金玉良言比之於滌蕩腸胃的藥物。語言不僅可以直接改變認知，還可以利用修飾的語言來引發不同的情緒以作為心理治療的手段。如醫家張子和說：“喜勝悲，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悲勝怒，以嗆惻苦楚之言感之；怒勝思，以汙辱欺閨之言怖之；思勝恐，以慮彼誌之言奪之。”（《儒門事親》）
清代文人李漁是最明確提出中國閱讀療法的積極提倡者，他說：“凡係識字之人，即可以書當藥。傳奇野史，最驅病魔，倩人讀之，與誦咒祛邪無異也。”（《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清代名醫何其偉醫術詩文俱精，他甚至以文喻醫：“治病與作文，其道本一貫。”他將臨床辯證施治比作做文章，動手之前先閱讀病人的文本，仔細審查文題，寫作時一絲不苟，但章法萬變，不墨守成規。
自覺認識到閱讀書籍對人成長的作用在古時已有很多軼事。傳說建立北魏的魏武帝（公元371-409）問群臣：“天下何物最益人智？”臣子回答：“惟有書也！”所以帝招告求書於天下。因為讀書可以使人“如與古人相見，如與古人相語，如親遊天下諸國，如聆聽聖人高談闊論”（清·孫寶宣《忘山廬日記》）。中國古人認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謂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潰甚易；微者，理義之心如幃之映燈，若隱若現。而閱讀則可使人明事理，維係易潰散之心，使身心有所棲泊，而不致被聲色貨利所惑，又可使情有所係，提升道德境界。按照海德格爾的哲學觀，語言既是人精神的出發點，也是精神的歸宿和家園，也就是說，讀書可以使居無定所的“神思”穩定下來，使那些迷惘和困惑的靈魂找到家園。
隻有人類才有自己的曆史，這是因為書寫可以積累前人的經驗，而讀書是個體獲得間接經驗的主要途徑。“書中見往事，曆曆知福禍。”（白居易語）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讀書可以使人了解過去，知人論世。閱讀可以增進認知，提高精神境界。宋代大學者朱熹寫有《觀書有感》一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形象地表達了讀書帶給他的思想清澄明澈，心胸如鏡，生命常青的提升作用。古人認為，詩文幽微，涵蓋無窮，意境高妙；熟讀吟詠之，可令人漸浸染，形象思維大增，自然靈氣不思而至，朗朗頌之，可振蕩血氣，舌底回甘，益智柔情。
詩文小說有詼詭之趣，閑適之趣，故讀書可以舒鬱解慍，導閑適之懷。古人曰：“書者，舒也。”“詩言誌，歌永言。”“詩者，持也，持人性情。”“言以散鬱陶。”可見文學作品是一種引發欣賞者情感共鳴的觸發劑或媒介。所謂氣從意暢，神與境合。明代哲人王守仁就很有體驗，他說：“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呤詩閱讀可以調節心情，創作更亦如此。明代李漁就是很有體驗的一位文人，他說：文字之最豪菪，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有製曲填詞之頃，不僅抑鬱可以借此抒發，怨恨為之釋放，而且還可以借此做天下最快樂之人。因為不能在現實中為所欲為的事情在填詞幻境縱橫之上卻可以即刻實現，比如，升官發財，成仙作佛，才華出眾等。（見《閑情偶寄》卷二）。
詞曲詩歌動蕩人心，小說更可撩人心境。清代毛宗崗讀《三國演義》後很有感慨地說：“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可見，精彩的小說對人情緒的調動作用。清代別士認為，小說是獨一無二的娛樂工具，“一塌之上，一燈之下，茶具前陳，杯酒未罄，”小說便將天地間眾多紛紜的人物與事件呈現在人麵前，小說可謂“取之不費，用之不匱”的娛樂資源。小說之為人所樂，遂可與飲食、男女鼎足而三。”（《小說原理》，《見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清代學者梁啟超闡述了小說影響人心理所具有的四種力量：其一曰“熏”，人讀書時不知不覺之間，眼識為之迷漾，腦筋為之搖揚，神經為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斷相續，久而久之，小說之境界漸入人之靈台而據之，成為一棵原質之種子；其二曰“浸”，人讀小說往往終卷後數日數旬而終不能釋懷，或有餘戀餘悲，餘快餘怒，此即浸之力也，人與之而漸化也。其三曰“刺”，所謂刺，言書中之情節、境界入心於一刹那之間，忽起異感而不能自製，即讀書使感受者頓覺。其四曰“提”，讀書之時，讀者常化其身以入書中之情節，似為書中之主人翁，此身已非己有，以此界入彼界，從而覺悟從內而提升自出。當然，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的對立統一，如讀書之人將上述四者用之於養善，則為福；若用之於惡，則可畏也。可見，閱讀文學作品不僅可以導人遊於他境界，亦可移人之性情。
文以載道，文學不僅可以改變個人，也可以振奮一個民族的精神。魯迅棄醫從文的動機正源於此種認識。青年時的魯迅本想學醫去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誤治的病人，但後來他的這一想法因看了一次侵略者殺害國人的電影而發生了改變。他在《呐喊》自序中說道：“因為從那一回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小說集《呐喊》就是他對著一群即將從昏睡到死滅的人們的呼號。
在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閱讀療法始於19世紀初。加拿大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在圖文並茂的《閱讀史》一書中記述了人類在各個時期的閱讀活動、閱讀習俗、閱讀裝置，及其相關文化的發展軌跡，那些難得收集而來的曆史圖片和繪畫使我們得以體驗到幾千年來人類閱讀者的姿勢、場地和樣貌。根據他的考證，不同時期發展出來的默讀、大聲朗讀、耳語式閱讀和聹聽閱讀等多種閱讀形式曾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評價。有人認為，高聲閱讀有助於讀者看到又聽到作品的內容，避免外界的幹擾；也有人認為，以默念的方式閱讀則有助於避免自己發出的聲音造成的分心；而耳語式閱讀則是處於默讀和大聲朗讀之間的一種折中方式，既可以避免別人聽到自己的閱讀內容，又不會影響別人。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認為，“在文字社會中，學習閱讀算是一道入會儀式，一個告別依賴於不成熟溝通的通關儀式。學習閱讀的小孩借由書本之途徑得以參與集體的記憶，熟稔此一社會的共同過去——每一次閱讀，他/她或多或少都會對此共同過去獲得新知。”在傳統的猶太社會，兒童開始學習閱讀時還要舉行一種公開儀式。那些準備接受教育的男孩子頭戴披巾，由父親帶著走向老師，老師引領著孩子觀看一塊石板，上麵寫著《聖經》上的一段引文。該石板上沾滿了蜂蜜，讓小孩去舔它。同時，還將《聖經》上的詩歌寫在煮熟剝殼的雞蛋和蜂蜜蛋糕上，小孩在向老師大聲朗讀這些詩歌之後將其吃下，這些儀式代表著學習者的身體將聖言內化。可見，這種儀式仍然具有古代神秘化的語言拜物教遺風。
事實上，在專業意義上的文學治療提出以前，民間生活中就已經存在了非常普遍的文學治療。例如，幾乎所有的父母親都在利用童話、寓言等引人入勝的故事來引導自己年幼的孩子，用動植物世界的擬人化來教育孩子，使其知曉人生的善良與險惡、艱辛與幸福、勇敢與懦弱、真誠與虛偽。記得我們兒時都曾在《伊索寓言》那形象通俗的故事裏速成了本需要花費好長時間才能懂得的深刻人生哲理。事實上，我們可以想象，全世界有多少兒童在聽故事中完成了自己初級的社會化，有多少成年人在閱讀中度過了孤獨的時光。
1802年，美國醫生貝加敏·路斯（Dr。Benjamin Rush）最先建議病人通過閱讀小說來改善心理狀況；1916年麥柯德·克羅舍斯（Samnel Mechord Crothers）第一個真正把閱讀稱作一種心理療法（bibliotherapy）。從40年代到90年代，許多學者和心理醫生對閱讀療法的定義、目的與功能、實施方式等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雖然各位學者關於閱讀療法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是對於書籍這個媒介的作用，以及對閱讀者心理體驗曆程的認識還是比較一致的。文學一直為精神分析提供著治學的考古材料和試驗的場地。弗洛伊德對文學作品與心理關係的研究聞名遐爾，他利用神話傳說、寓言、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論證了他在臨床個案觀察中發現的一些潛意識規律和神經症病理機製，探討了詼諧故事令人愉悅的心理機製，研究了文學作品對讀者心理產生的正麵和負麵影響，等等。
與西式閱讀療法有所區別的是伊朗心理學家偌斯拉特·佩塞施基安（Nossrat Peseschkian，1933—）所開創的東方式文學治療工作。他長期從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運用諺語、神話、寓言和故事等文學形式來提供跨文化的觀點，使病人能從比喻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頓悟解決心理衝突的途徑，創造出了一種積極的心理治療方法。
與拚音文字相比，中國漢字在失語症等心理疾病的治療方麵有其特別的功效。據報道，失語症兒童在使用拚音文字的歐美尤為多見，而在中國和日本卻相對較少。如失語症發展到10歲以後，就可能導致兒童不可避免的自閉、低能和弱智，西方一直苦於沒有好的治療方法。數年前，美國和香港的一些學者嚐試運用漢語作為教育媒介，對失讀症等患者進行識認字符和發音訓練教育，結果這種“漢字圖書療法”取得了較好的療效。費城心理學家在一名叫“米尼”的因腦外傷而失讀的少年身上進行試驗，他們先教米尼學習漢字，然後用英漢對照的句子進行訓練，要求米尼看著下一行的漢語譯文，讀出上一行的英語句子，結果試驗成功了，米尼逐漸恢複了英語的閱讀能力。學者們解釋，由於人腦的進化，左右腦分別有了不同的優勢，即左腦主要具有語言、概念、數字、分析邏輯推理等優勢；而右腦則有音樂、繪畫、空間、想象、靈感、綜合等優勢。認識拚音文字需要經過三個過程：字符作為畫麵先在右腦判斷確認，轉化為音節概念，而一連串的音節則要在左腦進行處理，最後在左腦推理下形成字符意義，完成上述三步曲大約需要0.3秒。而識別漢字時左右大腦協調並用，左腦認字音、字義，右腦認字形，不需要形音義在左右大腦的來回轉譯，所以大約隻需0.1秒即可。所以，學習漢字可以提高人對右腦的利用，促進左右腦的平衡發展。美國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近年還將“漢字圖書療法”作為消除住院病人消極情緒的輔助治療方法。他們根據治療功能的不同，將中文書籍分成三類，即：影響理智和思維能力的A類書籍；影響情緒的B類書籍；幫助患者理解生活意義的C類書籍。醫生針對患者個人問題的不同進行閱讀指導。專家認為，這種療效與漢字特殊的象形閱讀視感有很大的關係。
三、文學心理治療的機理
文學治療的心理機製既包括文學創作的動機與自我心療的功用問題，也包括讀者如何在閱讀作品中受到心理感染、教化等問題。人類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美學家和文學家們都從各自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1.蚌病成珠，發憤之所為作
首先，從文學創作的曆史和作家的個人成長經曆來看，文學創作可以排解作者內心的鬱悶和怨恨，慰藉自我和補償仕途不順的失落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作品首先是作家自己治療自己心靈創傷的結果。司馬遷在《史記》自序和《報任少卿書》中曆數從《周易》到《詩三百篇》的名著，發現它們多出自落難受貶失意者之手，認為這些都“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歎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糜悶，莫尚於詩矣！”韓愈亦回顧總結了莊周、司馬遷、相如等大作家的創作曆程，雲：“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東野序》）詩與書均是不平則鳴的例證。黃庭堅有詩雲：“與世浮沉唯酒可，隨人憂樂以詩鳴。”（《山穀內集》）明代文人李漁自言：“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唯製曲填詞之頃，非但抑悶以舒，慍之為解，且嚐僭作兩間最樂之人。未有真境之所為，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原配。”（《笠翁偶寄》卷二）可見，文學創作多假借書中人物之口抨擊時弊，咒罵仇人，乃至設計心頭痛恨之人千刀萬剮，不得好死，宣泄作者的壓抑和憤怒，有時也通過美好的幻想補償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缺失，包括婚姻、金錢、權利等一切期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