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視域下貴州學術思想的流變
悅讀貴州·建省600年
作者：張新民
貴州學術思想的發展，大體與中央王朝憑借國家力量對西南地區進行開發一致，也與以儒學為主體的大傳統文化的擴散傳播同步。
地方傳統學術思想世界的建立和發展，必須紮根於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有一定的士大夫知識群體為依托，需要輔以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麵的廣義的教化體係，甚至難以脫離科舉製度選擇評判標準的誘導。無論儒學（經學）、佛教（禪學）、方誌學或少數民族思想文化典籍，它們作為一種知識類型，都與一定的社會生活或政治文化結構密切相關，顯示出人在生存或生活中的地位、命運、成就和意義。貴州學術思想的發展，大體與中央王朝憑借國家力量對西南地區進行開發一致，也與以儒學為主體的大傳統文化的擴散傳播同步。
儒學南漸與地方文化的開發
追溯明代以前貴州最具有標誌性的學術事件，不能不注意者，即為漢武帝時犍為郡鄨邑（今遵義）舍人，曾撰《爾雅注》三卷進上朝廷，實為黔人最早之經學撰述。舍人之後，尚有兩人可述。一是漢武帝時牂牁名士盛覽，再是毋斂（今荔波、獨山一帶）人尹珍，東漢恒帝時官荊州刺史，曾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與舍人、盛覽相較，尹珍對貴州地方學術文化的影響最大。他“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其返鄉講學之地，當在鄨縣各地（今正安、綏陽）。故正安城北尚有遺跡毋斂壩及尹珍宅故址；綏陽縣有唐廣明間尹公講堂碑，明代猶保存無毀。其他各地，亦或有尹珍祠。就地方大傳統文化教育而言，尹珍的確當功居首位。
舍人、盛覽、尹珍崛起於西南，是與中央王朝憑借強大國家力量對西南夷經營開發密切相關的。《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及大量的漢墓發掘，都足可說明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南漸浸潤已是一客觀的事實。其中尤以今貴州北部或西北部最得風氣之先，與中原文化的接觸顯得相對頻繁。
兩漢以後，地方政權割據紛爭，國家始終缺乏統一力量控製西南邊疆，大姓豪強趁勢爭雄鬥勝，民族交流融合的趨勢雖然仍是時代的主流，特別是唐宋兩代推行“羈縻”政策，長江以南地區開發速度明顯加快，但延至明代以前，就大傳統學術思想而言，仍缺乏如舍人、盛覽、尹珍一類的人物，更難以形成有嚴密學術譜係可考的學派。從長時段的視域看，以儒家價值為中心的文化傳播，仍要到宋室南渡後才明顯加快。
明代學術思想世界的建立
明代是貴州經濟文化大開發的時期，也是內地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的時段，尤其是貴州行省的建立，更是秦漢以來曆代中央王朝經營西南的重大政治舉措，標誌著傳統的象征性控製已變成了實際的政治統治。
明代早期貴州學術思想的建立，主要的標誌當為易貴的經學，其經學代表作有《易經直指》、《詩經直指》、《竹泉文集》等。在他之前的王訓，著有《寓庵文集》、《保邊政要策》、《孫子注解》。他們一先一後，均為同裏鄉賢，皆首開明代黔人著述之風氣。《寓庵文集》為明代黔人首部別集，《孫子注解》為明代黔人首部兵家類撰作，《易經直指》、《詩經直指》為明代黔人最早之經學撰作——預示了一個學術時代的即將到來，象征著地方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正式啟動，特別是作為一種文本化的話語言說方式，儒家的傳統與發展可說已進入了自覺的階段，具有極為重要的文化意義。
經典及經典詮釋所構成的經學學術體係，乃是傳統思想世界最具有權威性的核心學問，不僅得到了官方權力力量的遵從或崇奉，而且也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覺選擇和認同。易貴的經學著述，一改兩漢舍人、尹珍以來長期“失語”的狀況，標誌著貴州學者重又進入經學的神聖殿堂，有了與主流學術思想對話的可能。而孔子創建儒學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方向，也開始成為貴州士大夫群體文化活動的方向，影響到整體的教化體係的建立。
明代黔人經學著述，盡管總體數量仍不算多，但已天啟斯文，儒家經典及其所代表的價值已在不斷南漸，輻射傳播的地域範圍明顯有所擴大，知識精英的群體規模已十分龐大，甚至不乏大家，最著名者即為孫應鼇。他的著述有《淮海易談》、《春秋節要》、《四書近語》、《左粹題評》、《律呂分解發明》、《莊義要刪》、《教秦語錄》、《智學詩集》等，不但數量頗多，而且能自成一家之言，既是黔中王門學派的中堅，也反映了地方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熟，故莫友芝稱他“以儒術經世，為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周予同先生曾將傳統經學分為三大派：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宋學。孫氏似可歸入宋學陸王一係，乃是王陽明後學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人物，反映貴州學者的治學取向已與全國性的學術思潮合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