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報道中國33年
社會
作者：李偉 張蘭英
2014 年，從CNN 北京首席記者的職位上退休的吉米在CNN香港辦公室接受同事的送別退休
坐在北京外交公寓的辦公室裏，吉米·弗洛·克魯茲（Jaime A Flor Cruz）盤算著什麼時候去一趟寧夏。他在中國工作生活了43年，隻有寧夏沒去過。“我要抓緊把這個空白補上，那就圓滿了，哈哈。”吉米攤開手說。他今年63歲，身材不高，穿著妥帖的西服，看起來很年輕。像很多老派人物一樣，襯衣口袋裏還插著一支鋼筆。
就在兩個星期前，2014年的最後一天，吉米宣布從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北京首席記者的職位上退休。吉米是菲律賓人，自從1971年來到中國，在接下來的40多年中他隻有一年不在中國。從1981年開始，他在中國做了33年記者，先後供職美國《新聞周刊》、《時代》周刊和CNN。在中國，他是資曆最老的外國記者，先後經曆了從鄧小平開始的5屆領導人，參與報道了中國一係列重要時刻。
不久，他就要離開這間有些局促的辦公室。房間四周擺滿了資料和書籍，背後書架上是一摞摞的名片，牆上掛衣鉤上掛滿了參加各種會議的證件和卡片，五彩斑斕，足有上百張。在擔任記者30餘年中，他參與報道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兩會”和黨代會。“對外國記者來說，‘兩會’非常重要，能采訪到很多重要人物，能夠在發布會上提問。”吉米說。2013年，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傅瑩點名說：“我想請一位老朋友提問，因為我們好久沒見了。”隨後把最後一個提問機會給了他。
他還記得在90年代初去上海參加一次新聞活動，市委書記朱鎔基宣布了浦東開發的宏偉計劃。他和其他幾名外國記者專門跑到浦東考察。站在一片農田中，吉米想，這怎麼可能？但是，很快他就發現，浦東速度不過是現代中國的縮影。記錄這種急遽的變化，則成為他30多年記者生涯的主旋律。
吉米的人生經曆十分豐富。年輕時代，他因政治事件而滯留中國，隨後在中國的鄉村勞動，在恢複高考的時候進入了北京大學讀書，李克強與薄熙來都是那一屆的同學。1981年，進入《新聞周刊》擔任助理和實習記者，由此開始了新聞記者生涯。
吉米的夫人也是菲律賓人，他們在北京相識，一年後在菲律賓結婚。結婚不久就一起回到北京，她在中國也待了25年。孩子們是“北京製造”，在北京長大，中學畢業後到美國上大學。男孩在洛杉磯的一個醫學機構工作，女兒則在紐約當記者。
退休對他而言不是句號，而是一個逗號。在當“隨行家屬”的同時，他希望能夠寫寫東西，整理材料，更重要的是整理腦子裏的材料。他最想寫的，還是自己70年代末的大學生活。那是中國剛剛開放的時期，也是他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我想采訪一些老同學，寫下他們的故事。”吉米說，“他們是真正的精英，成長於那個思想特別開放的時期，影響著現代中國。他們都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有理想，愛國，真正想把中國帶到更高、更好、更富裕的位置。”
在過去的30多年中，吉米還曾兩次擔任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他告訴我，外國記者在中國的人數，從最初的100多人，到現在已經增加到了700多人。這主要在於中國地位已經舉足輕重，經常會發生大事件、采訪到大人物。
由於豐富的中國基層經曆，吉米與其他外國記者的視角有著明顯不同。他喜歡將中國比作半杯水。“我會說，看，中國已經有了半杯水了。另外一些國外同行會說，看，中國還缺半杯水。”吉米說，“那些純粹西方背景的同行，可以寫出精彩的報道。但就我而言，則更能體會中國人的心理。因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我也有著相似的思想曆程。”
吉米在北京外交公寓的辦公室裏
他還打算最近去湖南衡陽的農村走走，因為那是他70年代“插隊”的地方。“我跟湖南的朋友們保持著聯係，他們沒有把我當作外國人，來北京都會找我。”吉米說。
浪漫與現實
吉米還保留著一張老照片，拍攝於1971年8月底。他披著一件綠軍衣，胸前別著毛主席像章，戴著軍帽，仰起頭，陽光灑在臉上。滿臉稚氣，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那是在北京的長城上，他和朋友們正暢想著回國後如何繼續“革命”，改造世界。
然而幾天後，他被告知暫時不要回國。因為菲律賓總統馬科斯逮捕了一批反對派，包括企業家、政治家、教授和學生領袖。吉米就在“黑名單”上。那一年他20歲，還是一名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吉米出生於菲律賓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家裏的第五個孩子。他的父母都是技術官員，為政府工作。吉米的家庭條件不錯，很早家裏就有汽車和電視。中學畢業後，吉米進入了菲律賓最好的大學讀書，那是一家私立的教會學校，接收國內最富裕階層的孩子，而且隻收男生，學費很高。他們大多是企業家、政治家的孩子，從小都在貴族學校長大。與同學們相比，吉米的條件則遜色很多。於是他參加了大量社團活動——合唱團、長跑隊等，也當了學報記者，就是為了能夠躋身高級的階層。然而他的努力失敗了，因為成績不好，第二年就轉到了國立菲律賓工業大學，讀廣告專業。
在新的大學，窮孩子為主，很多人都要半工半讀。吉米的思想也開始轉變，逐漸“左”傾而激進，他說：“我開始更多考慮貧富分化、政府腐敗等問題，思考社會矛盾的原因。”他參加了話劇團，自己編寫話劇針砭時弊。作為大學學報的總編輯，吉米發起成立了一個全國大學編輯協會，並擔任主席，以這樣的身份參與了大量社會活動。
2014 年，吉米在為采訪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做準備
裹挾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潮與青年運動中，吉米也成為抗議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他們走上街頭，反對越戰、反對獨裁、反對腐敗，要求政治民主。就在學運的頂峰時期，他收到了中國對外友協的邀請，希望他能組織一個15人的青年代表團，來中國學習訪問三個星期。“我當時對‘紅色中國’一竅不通，隻是看過幾篇介紹性的文章，翻過幾頁毛主席語錄，聽過一兩場曾經去過中國的記者的講座。但我並不懂漢語。在我心中，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家，‘文化大革命’又充滿了浪漫色彩。”吉米回憶說。
他很快聯絡了一批革命青年，組成了15人的訪問團，在1971年的8月21日，坐飛機前往香港。去機場之前，吉米還參加了學校學生會副主席的競選。在香港休息兩天後，他們由深圳進入中國內地，然後在廣州坐火車到達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