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政教育的現代價值
專題研究
作者：張濤
[摘要]井岡山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堅定廣大黨員幹部和紅軍將士的理想信念，激發他們的革命鬥誌，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下，進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和實踐，為革命鬥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於新時期黨的建設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井岡山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價值
一、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及理論基礎
（一）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背景。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盧德銘等人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在湘贛邊界成功發動了秋收起義。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後，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1]p9。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的農民武裝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革命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2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江西寧岡茅坪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湘贛邊界特委；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由此，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紅軍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2]p45。在中國革命的光輝史冊上，井岡山贏得了“中國革命搖籃”的美譽。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具有重要曆史意義，它是中國革命重新高漲的關鍵轉折點，為革命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因而，這一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也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獨特的曆史經驗。
（二）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基礎。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級幹部和紅軍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並且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形成了符合革命鬥爭實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方法，有力地保障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和壯大。
十月革命的勝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大批知識分子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逐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進了工人階級的思想覺醒，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基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的正確嚐試。井岡山的革命鬥爭，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自然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依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不斷在理論和實踐環節推向前進，當然也離不開井岡山特殊的曆史地理背景。井岡山地區在大革命時期就已發展了黨組織，馬克思主義也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因而有著較好的組織基礎和理論基礎。此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不僅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把工農紅軍的組織建設與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和方法。井岡山鬥爭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理論和實踐工作的成果都是井岡山鬥爭時期革命鬥爭的見證，都是在這一實踐探索過程中實現的。
二、井岡山鬥爭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
（一）加強軍隊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井岡山鬥爭時期黨員幹部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圍繞樹立崇高理想、堅定信念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的。敵人頻繁的軍事進攻和嚴密的經濟封鎖導致井岡山生產物資和生活用品嚴重緊缺。湖南黨的領導機關又堅持“左”傾錯誤指導，致使井岡山鬥爭在1928年遭受了“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黨內一度出現信念危機。紅軍和地方黨內許多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一疑問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軍心，成為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極大障礙。針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深刻分析了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11月，毛澤東在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進一步闡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得出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結論。這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戰鬥熱情。與此同時，在紅軍中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廣泛開展建軍宗旨和紅軍任務教育[3]p137。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初期，紅軍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和一部分無產者。為了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人民軍隊，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把軍隊與人民相結合，用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軍隊，廣泛開展思想政治教育[4]p86。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進行廣泛的正麵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覺悟。另一方麵，教育官兵堅決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思想，克服黨內出現的大量非無產階級思想。其次，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確立了軍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重要原則，保障了士兵的基本權利，贏得了士兵的支持和擁護。黨代表參與軍隊管理，加強思想工作和群眾工作，對軍官采取了一係列監督措施。再次，對紅軍進行紀律教育。毛澤東經常教育戰士不要侵犯老百姓的利益。為此，1928年4月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後來又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此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全軍和地方武裝的重要紀律準則，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紀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