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綜述
綜述與書評
作者：劉夢然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一直是黨史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共十八大以來，學界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的內容和領域不斷深入、拓寬。梳理、總結近年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成果，能使我們有一個全麵了解，從而推動這一時期的研究進一步深化。
[關鍵詞]中共十八大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綜述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中唯一一次以中華民族完全勝利為結局的民族解放戰爭。當前，進一步加強對這一段曆史的研究，有利於總結曆史經驗，汲取曆史教訓，更好地開創未來；有利於把握曆史事實，澄清模糊認識，維護國際正義和世界和平，加強國際交流；有利於廣泛挖掘史料，豐富史實，推動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史和人民軍隊史的研究。同時，還有利於在堅定信念的基礎上，認識抗日戰爭研究對於現代化建設的促進意義。本文就學界十八大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做一梳理，以期促進本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關於從宏觀方麵對抗日戰爭進行研究
對於抗戰時期中共黨史的研究，十八大以來的宏觀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中國國際地位與推動社會現代化進程方麵。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是中國人民在統一戰線旗幟下，發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精神，不怕犧牲浴血奮戰的結果；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指出我們應充分汲取曆史教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1]。溫銳、陳濤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大國地位取得的關鍵因素進行探究，並對大國地位“賜予”說進行了評析，認為該觀點將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大國地位取得的作用擴大化了[2]。蔣建農對毛澤東、共產國際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係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梳理，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起決定性作用，共產國際隻是輔助性作用[3]。張小鋒以毛澤東的抗戰政治著作《論持久戰》為切入點闡述了“持久戰”的作戰思想的來源，並深層次分析了《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中的指導作用[4]。榮維木從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解讀抗日戰爭對於中國社會現代化曆程的影響，他認為：“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積累起來的現代化因素，除了政治、經濟、軍事上外還表現在中國社會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其他重大變遷，比如人民覺悟的提高、文化的傳播、婦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強、民族凝聚力的加強等。以上諸多方麵彙集在一起，最後成為開啟中國新的現代化進程的曆史動力。”[5]
二、關於抗日戰爭時期政治建設的研究
政治建設的研究在兩黨關係、黨的建設、根據地建設、戰略方針等方麵皆有論述。在對國共兩黨活動及其關係的研究中，王海軍以詳細的曆史資料為基礎，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圖書雜誌的查禁及中共領導的反查禁鬥爭進行了係統梳理，以深化我們對中共領導的抗戰文化事業的認識與研究[6]。張純探究了國共兩黨在戰時兒童保育會的成立、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重點探究國共兩黨關係對該組織發展運作的影響[7]。彭厚文詳細論述了抗戰時期中共發展華中戰略方針的提出及貫徹實施的過程，指出中共在保持發展華中總體原則不變的情況下，根據華中革命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具體方針，推動發展華中的戰略最終實施[8]。周良書在對抗戰時期高校黨建活動進行了相關研究，指出延安高校是抗戰時期發展黨員、培養大批軍政幹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力量，認為延安高校解決了中共與生俱來的“頭號難題”，即在一個非無產階級群體中如何建設工人階級先鋒隊[9]。把增強以華北抗日根據地為切入點，分析了編餘人員安置的必要性與原則，梳理了編餘人員安置的過程和結果，基本肯定了編餘人員安置的成效與精兵簡政的成功[10]。鄭立柱通過詳實的文獻資料，論述了華北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意識，指出農民政治意識的改變對根據地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1]。嶽謙厚、宋儒以晉察冀根據地為切入點，梳理了根據地基層幹部的待遇，敘述了根據地廉政建設問題，指出抗戰時期條件艱苦，基層幹部待遇低，無法保障自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導致了不同程度的貪汙浪費、勒索受賄問題，可見廉政製度與民生製度的配套建設也是基層幹部隊伍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忽視[12]。
三、關於抗日戰爭時期經濟建設的研究
經濟建設的研究集中在根據地建設上。王倩運用社會博弈論的方法梳理了華北抗日根據地農民與地主在減租減息中的互動關係。指出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中，中共起到了發動者與調和者的作用，成功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又維護地主階級利益，從而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3]。張萬景通過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的形成過程、實施步驟、偉大意義進行分析，指出減租減息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土地政策，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政策的貫徹實施，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促進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14]。李建國以區域行業為對象來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北交通運輸業。抗日戰爭時期西北地區交通運輸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戰時國家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在西北交通建設方麵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和物力，特別是公路運輸事業進步巨大，基本上形成了西北公路的主幹框架。西北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對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加強了西北、西南兩大後方的經濟交流，有力地推動了西北大後方自身的建設，推動了中共抗日敵後根據地的建設[15]。高石鋼、楊雙利分析了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農貸形態的演變過程，闡述了現代金融組織滲透到傳統經濟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村的艱難程度，同時也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此過程中的作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