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他的一生裏從來不曾對風車作戰，甚至從來不曾想到這樣做的，為了他的本身利益，或許他會成就一些大事業，但自然，對於別人的幸福，他是決不會有些微的幫助的，他也決計不肯為著大眾去冒險，如果說，堂吉訶德發燒那樣瘋魔，是被騎士精神燒壞了腦袋，而那些人……就是太冷靜啦！都說也在愛國，愛人民，愛正義，然而，他們已經練就了一手愛得不冷不熱的本領，年輕人如果頭腦冷靜的時候太多，就靠不住，他的價值就有限得很。因為他斷斷不肯把他的時代裏的精神的溫度表約略提高……哪怕一度！這就是所謂乖覺黨派的人們的典型。可糖先生，你不是。單論這份心，你就已站到了上剩。”
蘭町癡癡地怔了一會兒，又正言問道：“糖先生，你是通達的新式知識分子，對文明、對曆史肯定都下過一番心力去破譯解讀，清王朝固然已經成為了陳跡，而且是恥辱的陳跡……曆史自然也沒有如果，可若果我問你，若果，當年的維新變法要成功了，清王朝還有救嗎？就像日本的明智維新的成功一樣，這王朝的宿命還有救的必要嗎？”
兆學疚定了定神，又想要討她歡喜，就著力多在她喜歡的嚴複先生身上說起——
“清廷的腐朽，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給中國帶來了亡國滅種的威脅。這是清王朝的罪，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愛新覺羅他一家一姓之天下，這是中國古而有之的聖人訓諭。一批較早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文人政客希望運用和平方式，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實行君主立憲，以便把中國變成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國，於是效仿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展了短促而耀眼的百日維新運動。在這股強大的政治風暴中，作為全國第二大商埠，位處京都門戶的天津，成為了維新變法運動的要衝，並湧現這樣出一位核心人物——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嚴複先生。
“嚴複先生曾留學英國，親眼目睹資本主義的盛況，深感中國貧弱之根本在於社會製度的腐朽，他認為僅靠洋務運動是不能富國自強的，隻有維新變法，方能解救中國。於是，嚴複先生先後在天津《直報》發表了《論世變之極》、《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大量文章，提倡變法維新，抨擊時弊。同時，還與友人共同創辦天津《國聞報》和《國聞彙編》，與梁啟超先生在上海主辦的《時務報》相呼應。嚴複先生還翻譯了《天演論》等西方名著，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受維新運動的影響，天津掀起辦報紙、設學會、建學堂的熱潮。學校體製、教學方式、考試製度、學習內容都大興改革。
“1897年，德國強占山東膠州，引起全國人民的震驚和憤慨，嚴複先生在天津給光緒皇帝上了萬言書，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1897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新的變法方針，明確提出，用新法練兵，各省軍隊一律改習洋槍。到1898年9月，變法運動在光緒皇帝支持下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以西太後、榮祿為首的頑固勢力也緊鑼密鼓地陰謀推翻支持維新變法的光緒，天津的直隸總督衙門成了頑固勢力的據點，天津實際成了變法運動中兩派交鋒的主戰場。由於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出賣，變法運動失敗了，天津的維新派遭到鎮壓。通過變法維新振興中華的夢想破滅了，但天津各界民眾卻接受了許多先進思想的影響，自由平等的觀念植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