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鐵力林業局工作了七、八年，工資才漲到四十五元一毛七，那是國有企業三級工的標準工資。至於兼職機車修理工，屬義務勞動，不能要報酬。隻有到年終， 父親下班回來，掩飾不住興奮，帶回一件印有“先進生產者”五個紅字的白背心。我和哥哥都特別喜歡那五個字，父親辛苦一年得來的白背心，輪不到自己穿。
當時全家十一口人，每月人均生活費隻有四元一毛錢，任母親怎樣勞心費神地精打細算，拆東補西，也不夠用。有了買糧錢，沒有買菜錢，給幾個上學的湊上了書費，又沒錢買布縫衣做鞋。
為補貼家用，母親在森鐵處找一份洗衣工的活兒，給單身職工洗工作服。大夥都把機務段和車輛段工人的工作服叫“油包”，沾滿了油汙，最難洗，要用洗平常衣服三倍的力氣，才能洗淨一件油包。洗衣全靠用手在洗衣板上搓，一天下來，胳膊累酸了，手也磨起了泡。收工後，母親還得小跑著趕回來忙家裏的事，多虧有三姐在家做飯。
母親做針線活兒，要打開平時上鎖的紫檀色木櫃，拿出針線和碎布頭。這木櫃是從綏化發過來的，母親和父親成家時，我姥家陪送的唯一家當。每當母親打開櫃子，我們總是忍不住湊上去聞蘋果味兒。母親常常花兩三角錢買來幾個國光蘋果，用幹毛巾仔細擦幹淨，分別用紙包好，放進櫃子裏，就是為了聞蘋果那清香誘人的香味兒。過幾天，母親會把蘋果拿出來檢查一下，發現有要爛的，切成桔子瓣兒的小塊兒，分給每人一塊兒。我接過那塊蘋果，先放到嘴邊舔幾下，然後用紙包好藏起來，饞得忍不住時，再拿出來吃。
過冬，母親要給全家每人縫補拚湊出一套棉衣。開春兒，每人要有一套單衣。僅此單棉兩套，全家就是二十多套衣裳，每人腳上一雙布鞋，也要母親用手針做出來。 買不起新布料，隻能拚補改做，一件衣服上有十幾塊補丁是常事兒。燈下，母親撿起一塊鋪襯（小塊舊布），翻來倒去比量著，不合適就換一塊再比量，還要對著光亮看鋪襯是不是絛了，就是看結不結實，結實的用來縫補肩頭和膝蓋，不結實的也不扔，可以縫補衣服裏子或者留作打袼薄做鞋底兒。
全家人都沒有換洗的衣服，也沒有襯衣內衣，脫了棉衣就是單衣，總是幹活兒，衣服易髒易破。還有，我們正長身體，衣服穿著穿著就顯小了，母親總是要洗洗涮涮，縫縫補補。母親做針線活兒時，常哼著一些悲淒淒的曲調，哼著哼著便淚流滿麵。我雖不能完全理解母親，但明白母親是為家裏的窮日子發愁。
母親的針線活兒很細作，手針縫過的直線，像縫紉機軋過的一樣，針碼均勻，又直溜又平乎。我常趴在炕沿邊，看母親做針線活兒。
母親拿起一小塊兒鋪襯，讓我看結不結實。我也像母親那樣，對著光亮看看，用手抻抻，認為挺結實，問母親要用這塊鋪襯補誰的衣服。母親問我想要嗎？我說我褲子屁股那兒都快露肉了，補我的褲子吧。母親說，這塊布補你哥上衣的肩膀頭兒正夠用，他幹活兒多，費衣裳，你自個兒再找一塊吧。我在碎布包裏挑來揀去，發現一塊灰巴唧的布片兒還算結實。母親說那是從成衣鋪門前撿回來的，原來是灰白色，用煮青煮過了，就怕洗幾回潲色（sai），我說沒事兒，就用這塊兒布。
補過的褲子洗了兩水兒，屁股那塊補丁變成了白色。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喊我“麅子屁股—白腚”。
學校開運動會，二姐打小鼓，服裝要求統一，白上衣藍褲子白鞋。大姐的褲子是藍色的，換給二姐就行了。白鞋更容易解決，花幾分錢買袋白鞋粉，或者一分錢也不花，幹脆就用白粉筆頭兒塗在鞋上，鞋的原本顏色是啥樣都沒關係。
白襯衫沒法解決。三個姐姐和哥哥，無論在家還是上學，每人隻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深色衣裳，經常幹活兒，白色容易埋汰。全家人沒有一件白色衣服。
全班同學都出團體操，服裝要求一致，二姐不能向別的同學借。
母親決定做一件。我家學生多，總該有件白襯衫，誰需要誰穿。
買新布做，舍不得花錢。母親想來想去，終於有了辦法，找出兩條白布的舊麵袋子，洗了兩三遍，曬幹了看著還挺白。母親一針一線，連夜縫了一件上衣。
二姐穿在身上，也很高興。當穿著正宗白襯衫也在小鼓隊的女同學來我家時，才比出二姐上衣的“白”，和人家的差一色。她同學大呼小叫，“唉呀媽呀，多難看那， 這可不行，你不怕把大夥都給影響了嗎？”二姐臉一紅，趕緊拉同學出去，在門外對那同學說：“我媽聽你這麼說，多上火啊。”
運動會那天，我去看熱鬧，發現二姐的上衣和別人的一樣白。原來是和做團體操的同學換穿了。團體操人多，場地離主席台又遠，不容易看出來。
這件襯衫，後來越洗越白，兄弟姐妹們都穿過。每次用完脫下，母親及時洗幹淨，補綴好破的地方，疊得板板正正，鎖進紫檀櫃裏，誰要穿，必須有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