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個中國人坐一塊兒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
文化
作者：毛亞楠
即將在5月上映的電影《十二公民》，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話劇導演徐昂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翻拍自美國經典電影《十二怒漢》，徐昂認為，那是一個能在當代中國激發共鳴的文本，打動他的，是原劇中12個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起來組成陪審團，討論一個有關“在貧民窟長大的問題少年是否真的謀殺了自己父親”的案件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那“12種憤怒”。
“麵對無關自己的‘他人性命’，人們為什麼會憤怒？”徐昂聯想到國內近年來動不動就被“點燃”的輿論浪潮。“可以透過對這種憤怒的呈現，探討更本質的東西”，於是徐昂就拍了這麼一部“12個中國人坐一塊兒，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的電影。
徐昂的影片在經典的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改編，“十二怒漢”變成“十二公民”，故事背景從真實的法庭變成了國內法學院裏一場有關西方庭審課程的考試，而原著中12個陪審團的成員，則由10個來幫自己孩子補考的家長，外加拉來充數的學校保安和小賣店老板臨時湊成。
這個中國版本的“十二怒漢”，在徐昂的“精挑細選”下，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代表著中國社會12個不同的典型，他們的任務是圍繞一樁真實的、經媒體反複曝光但還沒有進行審判的“富二代弑父”的社會熱點案件展開討論，充當類似於西方法庭陪審團的角色，並最終投票得出有罪或無罪的判定。雖然最後的判定結果不影響真正法庭的判決，但因關乎孩子們的補考成績，12個人還是認真地完成了這個特定任務，而隨著討論的進行，每個人背後的故事及當代中國社會諸多潛在問題及矛盾也跟著顯現。
去年10月，《十二公民》斬獲了第九屆羅馬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馬可·奧列留”金獎，這是羅馬國際電影節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獎的中國影片。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給予電影高度評價，他說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深刻反映中國現實的群像作品，他認為徐昂對“經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本土化改編不是拿來主義
《十二公民》不是徐昂第一次將外國作品“本土化”，在話劇舞台上，他已積累了不少經典文本本土化改編的經驗。其成名話劇《喜劇的憂傷》，就改編自日本著名編劇三穀幸喜的《笑的大學》。《喜劇的憂傷》將《笑的大學》中批評日本二戰時期對喜劇嚴苛審查的曆史背景換成中國抗戰期間國統區對文藝工作者審查的背景，由陳道明和何冰出演。這部批評審查製度且隻有兩個演員飆戲的話劇在2011年上演後頗受歡迎，成為了人藝建院60多年來票房最好的作品。
自那部作品起，就有人認為徐昂的本土化改編是在搞“拿來主義”，徐昂自己倒不在意，他十分推崇這種“拿來”，在他看來，劇本永遠是價值為王。“如果一個文本提供的東西有價值，有力量，不管它是古代的還是今天的，中國的還是國外的，我覺得都應該把它拿出來拍。”徐昂說。
其實《十二怒漢》電影裏的故事也並非首創，而且各國都有不同的改編版本。
這個故事最早出現在1954年美國CBS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裏，劇本是從美國陸軍退役後開始編劇生涯的雷吉納德·羅斯根據親身經曆的一次庭審寫下。內容簡單卻極有趣味：12個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在一起，組成了陪審團，被關在狹小悶熱的房間裏，討論分析現有證據。按照規定，他們必須達成統一意見，判斷被指控的一個貧民窟長大的問題少年是否真的謀殺了自己的父親。
1957年，美國演員亨利·方達對這個故事動了心，自己掏錢將它拍成了電影，這才有了這部美版的經典作品。影片中，亨利·方達親自扮演第8號陪審員，在其他11名陪審員都認為那個問題少年“有罪”的情況下，8號陪審員不斷在論證過程中提出自己的“合理懷疑”，找出案件疑點，最後成功說服了11名異議者。影片在陪審團製度下，探討了法律的“合理質疑”、“存疑不訴”及“程序正義”。1996年，《十二怒漢》登上了英國著名的老維克劇院，導演哈羅德·品特忠實原著，還原了1957年電影中的場景，用寫實主義的風格強調了12位陪審員爭論時的激烈與混亂。
到了2006年，《十二怒漢》在日本劇作家三穀幸喜手裏變成了《十二個溫柔的日本人》，與美版鮮明的主線相比，日版的改編更加複雜，12名陪審員圍繞一個因受不了前夫糾纏而在扭打中將其推向行駛的汽車導致他身亡的弱女子展開了爭論，其間穿插從無罪到有罪再到無罪的兩大逆轉，又加上了大量的插科打諢吐槽，影片表達的重點已不是法律的正義，導演讓整部電影成為了一種日本民族性的展示。
2007年，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讓12個俄羅斯人坐在一間空曠的學校體育館裏，為一個車臣少年是否無辜吵成了一團。俄版沿用美版的故事框架，但因為融入了俄羅斯敏感的車臣問題，使得全片多了種族衝突的視角。
即使各國都有成功的改編嚐試，但當徐昂想要拍一個中國版本的《十二怒漢》時，身邊的朋友還是都勸他放棄。他一位研究法學的朋友還畫了張中外法庭建製差異對比圖，跟他解釋：《十二怒漢》好在拍的是西方陪審團製度，中國又沒有陪審團製度，你拍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