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侯在剛出正月的時候就去了郭汝信的新二軍軍軍部，其時的郭汝信不但是新二軍軍長，而且是華北第二集團軍總指揮，指揮部就設在海右省省城。
正月十六那天，郭汝信和叔叔郭奉孝就又一次來到徐明侯的府上，再次表達了求賢之意。一生鬱鬱不得誌的徐添早就想讓兒子建功立業了，所以他幫著郭汝信力勸兒子，最後竟然以命令的口氣讓他隨郭汝信前往省城；其時的藤原依依已經生育一男一女，女兒剛滿周歲，盡管她不舍得明侯遠離，但是她深明好男兒誌在四方的道理，也勸丈夫投筆從戎。於是徐明侯就以中校參謀的身份進入郭汝信的幕府。
在郭汝信的所有幕僚中，徐明侯很快就嶄露頭角。因為徐明侯談論時事，從來不看表麵，而是剖根析源、入木三分，因此他的見解也就比別人高出一截，有時候三言兩語就能把紛雜的世事分析得一清二楚。
在一次酒宴之中，郭汝信有意地拋出一個話題：曆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中華民族為什麼積弱積貧到現在這種地步。
話題一出，眾說紛紜：有的說讓慈禧太後把國家搞亂了套；有的說北洋軍閥為了自己的利益長期混戰；有的說鴉片讓中國人體質下降……惟獨明侯默默不語。
“明侯，談談你的高論吧？”郭汝信終於忍不住了，他之所以拋出這個話題就是想看看徐明侯的見識到底如何。
明侯沉默良久才徐徐開言：“國家的興亡在於國製，而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國製的是法律。我的日本老師藤原先生曾經在課堂上給我們講過在日本近代法製史上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這件事情被稱為‘大津事件’。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在光緒十七年五月，在日本訪問的俄羅斯皇太子被警備津田三藏刺傷。日本政府害怕此事影響與俄羅斯的關係，就對承審法官要求判處津田死刑，而當時的日本最高法院院長二島惟謙則認為應該嚴守國法，俄羅斯皇太子在日本隻是個平民百姓，應以普通謀殺未遂罪處理，結果津田三藏逃過一劫被判處無期徒刑。大津事件被譽為‘在日本的裁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日本司法權獨立的傳統是在‘大津事件’中確立的。從此，司法權獨立這個原則在整個《明治憲法》時代一直得以貫徹，這一事件使日本民族在西方國家眼裏有了很高的地位，日本也迅速崛起在世界的東方。而此時的中國呢？在‘大津事件’發生幾年後，慈禧太後正忙著準備自己的六十壽辰，全國上下一片鋪張豪奢，戶部尚書閻敬銘壯著膽子膽子請求慈禧太後停下頤和園工程，結果被慈禧太後一陣臭罵。慈禧太後認為自己的生日辦寒磣了不但洋人瞧不起，而且本國的百姓也瞧不起，一旦百姓都瞧不起你了，那他就會造反，祖宗的基業就會毀於一旦。”
徐明侯侃侃而談，其他人聽得津津有味。他稍微一停頓繼續說道：“在清朝乾隆年間，英國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說：‘即使是窮人，在他的寒舍裏也可以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他的寒舍，雨可以打進他的寒舍，但是不經過主人的同意國王卻不能踏進寒舍，後來他的這句演講詞在傳播中被演繹成西方的俗語：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而我們中華民族呢，卻一直在遵守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刑不上大夫，法不治眾人。縱觀中國曆史，凡是錚臣多的朝代就是興旺的，凡是佞臣多的朝代則是衰落的，因為錚臣行事依照的是法律，佞臣行事依照的是人情。總之，我認為，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是人治，西方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必定要輸給法製，這是勿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