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江青
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作者：丁曉平 方習瑞
毛澤東和江青有近40年的婚姻，時間最長，關係也最複雜。江青也曾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也曾是一位賢惠的妻子、溫柔的母親。江青對毛澤東也一直很崇拜，常說自己是“主席的學生、哨兵”。但由於種種原因，也由於個人的“政治權欲”，江青最終“露崢嶸”，走上了政治前台，使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蒙上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政治色彩……
□“主席結婚，驚天動地。”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中共中央是否真有“約法三章”？
“主席結婚，驚天動地。”1938年11月20日，從賀子珍出走蘇聯後當了近一年單身漢的毛澤東，與一個從上海來的女演員藍蘋結了婚。也就在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戰鬥機的轟炸。於是民間就有了這句名言，而毛澤東的家也連夜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婚後，這個叫藍蘋的女人改名江青。藍蘋是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於1938年8月下旬來到延安的。來到延安後，藍蘋要求恢複自己的黨籍，中共中央隨即對她進行了審查。隨後她於11月進入中央黨校學習，並在這裏遇到了當年她母親在諸城幫傭的張家的二少爺、如今已是中央黨校校長的康生。他鄉遇故知，藍蘋似乎找到了一個“靠山”。
這年春節，剛剛抵達延安的上海救亡劇隊和延安的戲劇工作者第一次聯袂演出了話劇《血祭上海》。藍蘋也參加了演出。演出後，中央宣傳部設宴招待了全體演出人員。在這次宴會上，藍蘋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45歲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和剛剛來延安才一年的24歲的藍蘋結婚，毫無疑問是一件大事。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處理也十分慎重，還專門開會研究。
對此，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和好友周世釗談話時，曾講述過當年中央高層是如何處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說：“有天晚上我們開會，我記得是開到半夜12點半鍾，周恩來同誌突然對我說，主席請您出去一下，我們要討論研究一個問題。既然恩來同誌臨時有事要我退出會場，我就隻好走出會場，在另外一間房子看書看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在中央討論研究我和江青婚姻問題時，意見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來同誌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結果，中央還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這樣，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結了婚。”
盡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認為有必要對江青“約法三章”，以便明確其在黨內的地位。內容如下：
第一，毛、賀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誌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誌負責照料毛澤東同誌的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誌隻管毛澤東同誌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幹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這個“約法三章”來自王若飛的筆記本。因國民黨軍隊1947年進入延安時獲得後公開。王是當年中共中央秘書長，這個會議記錄是可信的。但黨史學界也有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約法三章”子虛烏有，完全是國民黨方麵提供的假材料，屬於“偽證”。到底有沒有這個“約法三章”，筆者對此將信將疑，立此存證。
從1938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20多年間，江青對於毛澤東個人生活的照顧還是盡了責任的，而且也沒有“參政”，沒有怎麼“出頭露麵”。但事情在勝利進城以後稍稍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那個“約法三章”實際上對江青已經沒有什麼效力了。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奔赴蘇聯訪問。就在這個時候，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的電報。應該說這個要求很正常，毛澤東同意了，但也來了個“約法三章”。毛澤東的信是通過電報發給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轉交給江青的。信中說——
少奇同誌閱轉江青：
一月一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誌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誌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隻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誌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一月四日上午四時
從該信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十分嚴格。收到電報後，江青按毛澤東的要求，征得劉少奇的同意和廖魯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區”，而且確實沒有給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帶來什麼“麻煩”。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江青的缺點暴露出來了。毛澤東的秘書林克發現江青“愛好虛榮，愛出風頭。自私妒忌，專橫跋扈，甚至打擊報複”，身上逐漸“滋長了一種危險的苗頭——政治權欲”。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政治上還互有需要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對毛澤東越來越不照顧、不體貼，反而不斷幹擾。毛澤東感情上得不到安慰，雙方感情上裂痕不斷加深。”林克說，“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與江青已經分居，他從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搬到了遊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們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政治上還互有需要。”
林克在回憶錄《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中分析說：“江青在政治上善於察言觀色，投毛澤東所好。她利用了毛澤東在50年代後期逐步發展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問題比較嚴重。江青不斷提供假情況，所以毛澤東強調注意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江青利用了這個時機，大抓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江青在康生的支持下，打著‘文藝革命’、‘戲劇改革’的旗號，隨意把一些優秀作品或有某些缺點的作品打成‘毒草’，打擊陷害了許多著名作家。”
正如林克分析的那樣，江青敏銳地迎合毛澤東，從1963年開始，她與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勾結在一起，以文化搭台，唱政治戲，策劃在中國刮起文化的台風，為毛澤東正在醞釀的“文化大革命”推波助瀾。如果說在疾風暴雨式的批判《武訓傳》時，江青還是在幕後的話，那麼以京劇改革撈取政治資本從而贏得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就開始“顯露崢嶸”，漸漸走向前台了。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見麵，談到了自己兩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吳晗編寫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認為它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是“為彭德懷翻案”，是“大毒草”，指出要對此劇進行批判。柯慶施立表讚成，並將此事交給張春橋辦理。於是，張春橋找到了“筆杆子”姚文元，開始了秘密撰寫。11月10日，《文彙報》發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發表後，中國如同發生了一場地震，“大批判”的狂瀾驟起。毛澤東1969年在上海會見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時說：“那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開頭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可見，此文的發表是經過毛澤東批準的。
同時，江青又炮製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充滿火藥味地提出了“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個新提出來的所謂“黑線專政論”，成了否定新中國成立17年來文化戰線上取得巨大成績、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紀要》經毛澤東3次審閱，作了十幾處重要修改，於1966年4月10日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而這個《紀要》也成了江青“出山”擔任要職的宣言書。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決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綱領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組成人員，其中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陳伯達為組長。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組成員聚集上海錦江飯店。因陳伯達、康生奉毛澤東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這個文件就是讀了讓人驚心動魄的《五一六通知》。它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這一天，也就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央發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立，組長為陳伯達，康生任顧問。8月2日，中央補發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領導成員名單：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副組長有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在副組長中，江青排名第一。直到這個時候，人們才大吃一驚：江青已經成為中國政壇上的一顆“新星”，其權力之重、地位之顯赫，連一向對政治並不敏感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就這樣，江青在此後的十年動亂裏，成為中國政壇上一個極為特殊又舉足輕重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6月1日，毛澤東除了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的由陳伯達主持起草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外，還看到了《紅旗》雜誌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大革命簡報》第十三期刊載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說：“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鬥爭形式。”“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進行到底。”這些話正中毛澤東的心意。他隨即批示：“康生、伯達同誌：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於是，全國局麵頓時大變，北京乃至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緊接著亂打亂鬥的現象開始出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迅猛地掀起了“革命”高潮。後來，毛澤東還深有感慨地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