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倒退
宏觀經濟
作者：方進進
【摘要】自2007年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實施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的計劃。但這筆資金百分之九十流入了大中型國有企業，導致很多沿海民營企業嚴重受損。“國進民退”的爭論此起彼伏，其到底是有利於抑或阻礙了經濟體製改革的進程。本文主要從經濟體製改革的曆史回顧、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等幾個方麵來探討“國進民退”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倒退，主張應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國進民退 經濟體製改革 倒退
“國進民退”這一概念主要是從2009年開始出現在公眾麵前的。2009年發生了一係列的國企收購事件包括2009年7月6日，中糧宣布聯手厚樸基金以61億元港幣收購蒙牛20%的股權；2009年9月6日，山東鋼鐵集團與日照鋼鐵集團簽訂重組協議。國企山東鋼鐵集團經常虧損，而日照集團一直贏利。因此關於我國現在是否存在“國進民退”之爭也愈演愈烈。“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與民爭利論”這些極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受到外界高度關注。這場始自學術界的少數人的言論逐漸演變升級為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製之爭”。
“國進民退”這一術語是經濟學詞彙，對其理解一般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國進民退”主要表現是國有經濟在某一些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是退出。從廣義上來講，“國進民退”除了包括上述內容以外，還表現在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幹預或者是對經濟宏觀調控的力度的加強，並在調控中刻意加強對國企的扶持。
一、中國經濟體製改革背景和曆史進程
（一）經濟體製改革背景
1956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建立，社會主義集中統一的經濟體製已基本形成。國家成立初期，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和社會經濟不穩定，我國主要是實施中央高度集權，管理全國經濟。在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情況下，基本上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一五”末期出現的所有製結構趨向單一和中央集權過多、國家對企業管得過死等弊端已經嚴重影響到地方、企業的積極性乃至生產力的發展。“八大”後，黨和國家開始提出進行經濟體製改革方麵問題。1976年打倒“四人幫”，結束了危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上得到了撥亂反正。但是，在經濟上，我國的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困難，經濟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處於停滯的現象。造成當時困難的原因，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製統得過多、管得過死，地方和企業的管理權限太小；所有製結構過於單一，純而又純的公有製，大大縮小了市場機製發揮作用的範圍和能力；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導致了出工不出力，吃大鍋飯的現象非常普遍等等。這些弊端日益演化成為生產力發展的羈絆和障礙，對經濟建設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二）經濟體製改革內容及實踐
自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重點就放在經濟建設上麵，可以算是正式揭開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序幕。其基本目標是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所有製方麵，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製度，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推行公有製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在分配方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製度。在農村，進一步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製；在城市，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國有企業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為方向。在宏觀調控方麵，對計劃、財政、稅收、金融、物價、勞動和社會保障體製進行係列配套改革。同時實行對外開放等等。
加快經濟體製改革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有經濟改革和非公經濟發展是掌握好經濟體製改革步伐的重點之一。
（三）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起點就在於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1）農村承包製的全麵推行。集體經濟在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製以後，逐步分解為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經濟實體，這樣，農戶有了自己的家庭財產和生產經營上的自主權。農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確立和自主權的擴大，推動率先富裕的專業戶和重點發展戶為主為追求物質利益逐步演變成私營企業，其次是有租賃或拍賣的集體企業轉化成私營企業。（2）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農村興辦鄉鎮企業，遍地開花，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務工，解決了對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安置，擴大了就業，走出了以工致富的一條新路，在農村培養和催生一大批企業家。（3）城市經濟的改革。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成功經驗引入城市經濟改革，拉開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序幕。第一個階段是1979—1986年間，國有企業經營層麵的改革，這一時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的改革，以及隨後的“利改稅”、“撥改貨”改革，政府應該讓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經營權，推動了國有企業經營權層麵的改革，而“放權讓利”也就成為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最顯著的特點。但是，由於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製的改革不配套，經濟中並沒有形成一個競爭的市場，所以政府無法通過企業外部的經營指標來判斷企業實際經營狀況的好壞。另一方麵，由於國有企業普遍都承擔著政策性負擔，所以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會更加嚴重，這會導致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問題；第二個階段是1987—1992年，企業改革開始向所有權過渡，這一時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承包製”改革和一些沒有完全展開的“股份製”改革，承包製推行伊始，確實調動起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推動了國有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推行承包製期間，卻出現了企業增效、經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的情況。第三個階段是1992年到現在的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改革。麵對承包製出現的問題，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將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並把現代企業製度的特征概括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國有企業改革所經曆的幾個階段，無疑都是在不斷擴大私營經濟的份額。
二、民營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一）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完善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問題實際是所有製結構問題，在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是對所有製的改革。反映到市場上，則直接體現對微觀市場主體的再造問題。民營經濟生於市場，長於市場，貼近市場，活躍在市場競爭最激烈的領域，與市場有著本質的聯係，是構造市場經濟體製的基礎，它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多元競爭、充滿活力的環境。對個體私營經濟來說，市場機製一直是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個體私營經濟在發展中逐步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經營機製、靈活的用工方式和分配方式，培養了一大批經營管理人才，促進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
（二）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
民營經濟中的企業市場應變能力強，就業彈性高，具有大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隨著國有企業改組和國有經濟調整的力度加大以及農村剩餘勞動力持續向城市轉移，新增就業人數居高不下，民營經濟在吸納就業、再就業中的“蓄水池”作用更加明顯。截止2010年，中國私營企業的就業總數超過1.8億，民營經濟提供了將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已經成為吸納和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