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自身傳統”構建及其不足
中國新詩百年論壇·圓桌
作者：霍俊明
主持人：霍俊明
對話者：吳思敬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詩探索》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
汪政
江蘇省作協副巡視員、創作研究室主任
何言宏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霍俊明
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
時間：2015年3月21日（世界詩歌日）下午2：00—5：30
地點：無錫鳳凰島鳳凰文化藝術中心江南如畫江南廳，湖邊露台
主持人的話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新詩這棵大樹應該到了能夠承受各種風雨的時候了。
需要追問的是一百年的漢語新詩是否已經建立起“自身傳統”？這個問題不僅在詩歌內部人士那裏一直存在，在很多普通讀者那裏也是如此。似乎在很多人看來新詩仍沒有建立起具備公信力的“共識機製”和“傳統法度”。這該歸罪於誰——詩人？詩評家？讀者？文學史？而很多重要的時間節點上社會和公眾卻是率先對詩歌發難，詩人之“原罪”何以發生？無論詩歌被業內指認為多麼繁榮和具有重要性（甚至像拜倫同時代的詩人有不下百人自認為是當時最偉大的），但總會有為數眾多的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指責、攻訐。這就是“新詩”和“現代詩人”的“原罪”。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類似情況從來不會發生在古典詩詞那裏。
在所有文體裏一直沒有獲得合法性的是新詩，小說可能從來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小說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的時間非常長。一百年對於一個文體來說是短暫的。中國的詩歌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多的話題，甚至是負麵多的話題，跟中國特殊的生態有關係，來打個比喻的話，形成什麼樣的植物，它周邊的氣候土壤所帶來影響是決定性的。實際上新詩百年從它的傳統來說，有個字到今天也一直在討論，就是“新”這個字。這個“新”在它的傳統自身構建裏邊代表了一種文學的進化論，這個進化論先打個引號，因為在由近代到現代的社會的轉折點上新詩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文體出現，在它的背後有著一個強大的文學和政治生態體係的支撐。新文化運動不隻是一個文化運動，也是政治運動的產物。它承載了過多的文學之外的東西。新詩經典化有沒有完成，包括新詩自身的體製，包括新詩的詩教是否是成功的，這都需要進一步討論。一百年過去了，從發生學來看，“新詩”已經“不新”了。也就是在很多業內人士那裏“新詩”已經成了漸漸成熟的文體，正如葉櫓先生所說的“我有意地用現代詩一詞取代‘新詩’，是想表明我的一種態度：‘新詩’已經不新了，不要總是因為‘新’而使人感到陌生和排斥”（《主情乎？主智乎？》）。盡管我們國內對新詩的意見和看法往往是批判和貶低者眾，但是在國外以及一些翻譯者和漢學家那裏給出的判斷卻是——一百年的新詩成就要高於小說等其他文體。對此我們沒有必要自我貶低也不可盲目自信。在一百年的時間節點上，新詩需要談論的問題很多。我們今天就從新詩的“自身傳統”談起。說到傳統似乎有些大而無當，但這是必須正視和回應的詩學問題——這既是美學問題又是曆史問題。這不僅涉及到新詩這一文體的合法性和身份，而且還關於新詩的外圍評價生態和閱讀機製。在所有的文體當中，隻有新詩一直存在著合法性的問題。這到底是什麼複雜原因導致的？既然具體談論新詩的自身傳統，那麼新詩是否有自己的傳統？這一傳統與古詩傳統和西方詩學傳統是什麼樣的關係？這一傳統又涵括哪些方麵？我們該如何理性地對待傳統中的諸多利弊同在的因素？
此刻，我們坐在江南的春天，身後就是柳絲，就是微波不息的太湖之側的五蠡湖。說到無錫，我們自然會想到當年的劉半農、杭約赫（曹辛之）等著名詩人曾為詩歌做出的努力和貢獻。遠處是這個城市化年代的高樓，盡在咫尺的湖邊有盛開的春花，也有去年仍然枯敗灰黃的雜草。這多像是新詩的一場隱喻——新舊交替，新生與死亡並存，而時間和曆史仍將繼續。曆史不會收割一切！稗草隻能成為灰燼。
接下來，讓我們在“新時代”江南的下午具體談談新詩的“自身傳統”，我也希望大家對新詩傳統構建過程中的不足之處多談談。因為我們的對話不隻是在四個人之間展開，而是麵向整個詩歌場域打開的。
“新詩”“自身傳統”之有無
霍俊明：首先強調一下，我們討論沿用的是文學史的“新詩”概念。對於與古典詩歌存在差異的“新詩”與之相關的說法還有白話詩、自由詩、現代詩、中國現代詩歌、現代漢詩、新現代漢詩、新漢詩等。而需要強調的是台灣在1950年代以後出現的“現代詩”概念與“新詩”概念兩者之間是不能隨意替換的，在當時的語境中“現代詩”是特指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比如近期徐江的文章《“現代詩”與“新詩”》）。“新詩”是諸多說法中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的，晚清的詩歌革新運動催生了“新詩”這一概念。顯然“新詩”是相對於“舊詩”的，也就是在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中“新詩”這一帶有曆史必然性出現的新文體確實帶有一定的文學、文化和社會進化論的色調。從“切斷臍帶”的草創到此後的反複探索，新詩已經走過將近一百年的曆程。在這不長不短的時間中新詩作為一個嶄新的文體經遇了前所未有的難題和挑戰，經曆了不可想象的挫折，甚至在特殊曆史時期還出現了“斷檔”和“空白”期。尤其是新詩的語言問題、成就問題以及新詩傳統問題引起了大範圍的討論甚至爭議。但是不管在何種程度上理解新詩的產生和發展，伴隨著現代性的進程，新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百年新詩的發軔、發展，“自身傳統”的構建是艱難異常的。我之所以要不斷強調新詩的“自身傳統”，就是說這一傳統與“西方詩歌”和“中國古典詩詞”的傳統是有區別的。而我們看到的很多情況確實詩人和研究者們直接將“西詩”和“古詩”的傳統硬性扣在“新詩”頭上。而我們今天重新討論新詩的自身傳統，並不像一些人那樣不屑地認為是杞人憂天的行為。這不是一種焦慮和不自信，而是一種必要，是為了在新詩百年之際澄清一些詩學問題，還新詩以“清白”。那麼，吳老師您先來談談吧！
吳思敬：中國新詩誕生已有一百年了。百年來，新詩的開創者及其後繼者們在新舊文化的劇烈衝撞中，艱難跋涉，除舊布新，走過了一條坎坷而又輝煌的路。盡管與有著三千年輝煌曆史的古代詩歌相比，有著百年曆史的新詩隻能說是步履蹣跚的小孩子，但是新詩形成了不同於古代詩歌的自身傳統則是確定無疑的。傳統作為某一民族或人類群體沿傳而來的精神文化現象，有兩重性：一方麵是穩定的、連續的和持久的，傳統可以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對當下或未來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於某種傳統浸潤下成長起來的人來說，這種傳統已深入骨髓，不是誰說一聲斷裂就斷裂得了的。另一方麵，傳統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動態的、發展的、不斷增生的，可以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時代的變化而豐富。傳統像一條河，每個詩人、每個時代的思想者的成果自然地彙進了這條河，本身就成了傳統的一部分。
霍俊明：關於新詩傳統當然需要具體甄別和區別對待，因為就像吳老師說的一條河裏總會有汙泥、有雜草，但我疑惑的是季羨林、鄭敏和流沙河等“前輩”所指認的新詩沒有形成傳統的說法。比如鄭敏先生在《鄭敏訪談錄》（2003年1月號《詩刊》）中說：“我們今天新詩的問題，就像一個孩子長大了，但還是半詩盲。因此，我一直認為新詩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傳統。”在我看來，他們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是有失公允的。我認為新詩已經形成了自身的傳統。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各種“新”的鮮活的血液和元素湧進新詩傳統的河道中去。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這一複雜的良莠利弊同在的傳統。對這一傳統，有的詩人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有的則是自毀長城不斷毀棄之痛罵之。這可能正是詩人的毛病，當然其中不乏一些偽詩人和好事之徒的信口雌黃。
汪政：中國新詩的曆史說短不短，說長不長，但中國人的“百年”情結還是讓我們不能免俗地生出許多理論上的焦慮，覺得中國的新詩建設似乎沒有達到人們想象或期許的高度，許多基本問題似乎也未能取得共識。而作為對比的共時性的情形是，詩歌又仿佛在所有文體中最為活躍。它的流派最多，創作者最眾，主張最多其更易也最頻繁，它的革命性最強，美學姿態也最為前衛和決絕。這樣的比照是富有戲劇性的，也是有意味的。我經常在這種看似悖論的情形中不知所措，不斷追問何以如此？如果稍微悲觀一點地說，人以為漢語新詩的共同體似乎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共同體是要有共同條件的，特別是成員之間要有社會與心理的支持，有共同的價值認同與利益訴求。而新詩自產生以來，其成員之間就沒有形成這些本質上的認同，這也是詩歌團體聚散無常，反而時現同室操戈、反出山門之舉的原因所在。平心而論，這是其他文體寫作共同體中少有的。所以，我非常讚成今天的討論以及類似的討論姿態，至少，這樣的討論是在共同的話語基礎上進行的，哪怕這樣的話語基礎是預設的和假設的。比如，我也是新詩自身傳統已然形成至少在形成中並且已經具有辨識度的樂觀派。
何言宏：新詩曆史將近一百年，咱們坐下來總結和反思，討論一下新詩的傳統，非常必要，也很及時。我們的新詩曆史，雖然與古代詩歌相比，時間很短暫，這種短暫似乎也意味著它所必然會有的稚嫩，但是在以“變”與“加速”為特征的“現代”時期，我們的一百年，肯定不能與古代世界以“靜態”與“穩定”作為特征的一百年簡單相比。現代人的時間感，與古人也不同。現代世界在一百年中所發生的事情，肯定也不同於古代的百年。所以說， “新詩百年”，與曆史上的“古詩百年”相比，發生的事情要遠為巨大、遠為豐富與複雜。這是一個方麵，是說我們的新詩在一百年間，不僅與古詩相比，發生了革命性的斷裂，而且還不斷地左衝右突，求新求變，尋找自我。可以說，自有新詩以來，何為新詩，新詩謂何，這一直就是新詩的巨大焦慮，好像在我們的新文學史上，還沒有哪種文體有過這樣的焦慮。不過這也難怪，誰叫我們的舊詩傳統那麼深厚？那麼深入人心？在這個意義上，新詩就好像個不肖子孫，有著很大的合法性焦慮。不過在另一方麵，我認為過分突出這種焦慮，似也沒有必要。記得我曾說過，我們的古代詩歌在現代以來，實際上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新詩；一個就是仍然有很多作者與讀者的舊體詩。舊體詩這一門戶，基本上仍然是在中規中矩地戴瓜皮小帽，穿圓口布鞋，著長衫，或者是著對襟棉襖，踱著方步，形式上與古詩沒有什麼區別，但在實際上，經過近一百年的時間，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其中的大多數作者，比如那些“順口溜”和“老幹體”，仍然在陳詞濫調地吟風弄月，也有不少，卻以舊體詩的形式，非常有力地表達了我們的現代經驗，從而使他們的“舊體詩”，具有了明顯的現代性，所以說，我們對舊體詩要深入仔細地辨析與研究；而新詩這一脈後代，大多西洋做派，西裝革履，外形與實質，諸多叛逆，似乎是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孫悟空，但是在實際上，骨血仍然未變，仍然是我們詩歌祖先的後代，隻不過它穿了西裝，吃了西餐，飲了咖啡，抽了雪茄而已。所以從大的方麵來看，我不認為新詩與古詩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斷裂。骨血難變啊！
新詩自身傳統的指向
吳思敬：已經形成的新詩傳統，內涵是十分豐富的。概略而言，我覺得可以從兩個層麵上來討論。首先從精神層麵上說，新詩誕生伊始，就充滿了一種蓬蓬勃勃的自由精神。最初的新詩被稱為“白話詩”，在文言統治文壇幾千年的背景下，新詩人主張廢除舊的格律、已死的典故，用白話寫詩，這不單是個媒介的選擇問題，更深層次說，體現了一種對自由的渴望。新詩的誕生，是以“詩體大解放”為突破口的。正如胡適所說：“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麵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一種‘詩體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胡適提出的“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五四時代的精神特征。在新詩的倡導者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的文藝複興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那就是對人的解放的呼喚。鬱達夫也曾說過，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實際上，詩體的解放，正是人的覺醒的思想在文學變革中的一種反映。郭沫若講：“詩的創造是要創造‘人’……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襲的東西。他人已成的形式隻是自己的鐐銬。形式方麵我主張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在。”正由於“詩體大解放”的主張與五四時代人的解放的要求相合拍，才會迅速引起新詩人的共鳴，並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詩運動。很明顯，新詩的出現，決不僅僅是形式的革新，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新詩人們懷著極大的勇氣，向陳舊的詩學觀念挑戰，他們反叛、衝擊、創造，他們帶給詩壇的不僅有新的語言、新的踐行、新的表現手法，而且有著前代詩歌中從未出現過的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美學原則、新的人性的閃光。五四時期燃起的呼喚精神自由的薪火，經過一代代詩人傳下去，盡管後來受到戰爭環境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一度黯淡乃至熄滅，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春風，又重新熊熊燃燒起來。正是這種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貫穿了我們的新詩發展史。而新詩在藝術上的多樣化與不定性，其實也正是這種精神自由傳統的派生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