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閱讀
作者：彭平一 等
清代同光年間長沙官學得到強化，書院也走上官學化的道路，教學內容也極力灌輸傳統倫理道德和正統理學思想。但受全國洋務思潮的影響，長沙教育也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主要體現在經世致用、重視實踐、教授新學傾向的加強和民間捐資助學之風的興起等。
（一）嶽麓書院的恢複與發展
同治之初，嶽麓書院經山長丁善慶、周玉麒相繼整頓，組織更加完善：山長下設監院；監院下設首士和齋長；首士下設門夫、堂夫、齋夫、更夫、看司、看書、看碑；齋長管理各齋生徒，下設書辦、清書、衙門、監院。1867年（同治六年），湖南巡撫劉崐主持大修嶽麓書院，次年竣工。“凡院之門堂齋舍，院內外及嶽麓峰之祠廟、殿、廡、樓、台、亭、閣，因舊製而複修之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費錢六萬緡有奇”〔1〕。
同治之初，嶽麓書院的恢複與發展，山長丁善慶功不可沒。丁善慶（1790—1869），字伊輔，號自庵，亦號養齋。湖南清泉（今衡南）人，幼孤，隨母同外祖劉權之久居北京。道光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曆任會試同考官、廣西學政、文淵閣校理、侍講學士等職，授三品銜。母老乞養歸。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聘主嶽麓書院山長，至同治六年（1867年）止，共二十二年。丁善慶任嶽麓書院山長期間幹了以下幾件大事：
一是以明經修行、先行後文、有體有用之旨訓士，銳意培養人才，反對科舉考試中用八股文試士。他指出：“近今士子，或未能盡讀群書，甚且束之高閣，日俯首於腐爛八股文中，剽竊字句，摹取聲調。華或挫之靡，清或失之薄，連篇累牘，而書理茫然，即幸獲則文不求工而工，泥文以求工，鮮有能工者。吾願諸士，明確修行，其為有體有用之學。”
二是修繕書院。1852年（鹹豐二年）太平軍攻打長沙之役，書院毀於兵火。丁氏旋即於1853年修複文廟、禦書樓、文昌閣、講堂、齋舍、祠宇等。1855年又修複半學齋，1861年大修自卑亭，1865年再修複屈子祠、賈太傅祠、李中丞祠，並另招僧維護李中丞祠，重刻碑記。1865—1866年重修愛晚亭、崇聖祠、慕道祠、濂溪祠、風雩亭，數年之內修複達二十三處。
三是修纂《續修嶽麓書院誌》，並撰序言，闡明纂修宗旨、刊刻原委、體例等。《續誌》除補充《康熙嶽麓誌》未錄之曆代佚文外，還錄入當時大批文獻史料，增刊書籍目錄等。
四是倡捐藏書。為恢複禦書樓藏書，丁氏向社會名流學者倡議捐贈，且將自家藏書首先捐出，繼之，巡撫李瀚章、著名刻書藏書家陳子仁後裔陳源豫等均捐贈私人藏書；又購置書籍一批，使書院藏書得以恢複，比嘉慶時尚多一千四百餘冊。他著有《左氏兵論》、《字畫辨正》、《知畏齋日記》、《養齋集》等。
徐棻從光緒二年（1876年）起主嶽麓書院講席，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卒於院長任上，共主教十九年，成績卓著。徐棻（1811—1896），字芸渠，長沙人。道光二十一年恩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內閣中書，升起居注主事。鹹豐三年（1853年）回籍養親，辦理團練五年，1876年任嶽麓書院山長，加上原任城南書院山長四年，共主講書院二十三年。被清廷賞二品頂戴，三品卿銜，倍受嘉獎。編著有《鹿鳴雅詠》。徐氏“淡於榮利，行為士表，學為儒宗。存心養性，無門戶標榜之習，砥德礪行，陶成後進，經師人師，四方學者雲從景附，學子遍於三湘四水，成材者亦以百計。”〔2〕
光緒年間，書院禦書樓藏書更為豐富。嘉慶末年，藏書曾達一萬零五十四卷，鹹豐兵火，損失慘重。同治間恢複，增藏至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卷。社會人士的捐獻是嶽麓書院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院長丁善慶帶頭捐獻《禦製日講四書解義》、《禦定佩文韻府》、《十三經注疏》、《困學紀聞三箋》等八百六十二卷，因此帶動士紳學子紛紛捐獻，如湘陰人李桓一次就捐置了《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鑒》、《欽定禮記義疏》、《金石萃編》、《王忠文公全集》、《類書纂要》、《日知錄》、《史記》、《玉海》等三十六種書籍，計兩千餘卷。長沙數學家丁取忠將自己著述編輯的《度裏表》、《數學拾遺》、《算學叢書》等二十一種捐給書院。湖南督糧道謝煌捐《約書》兩部，湖南巡撫李瀚章送《禦纂周易折中》等八部書。湘籍在外官紳也踴躍獻書，如浙江巡、撫湘鄉人楊昌潑捐置《新唐書》、《舊唐書》、《十三經古注》等十三種圖籍。曾國荃獻《王船山遺書》一套，計二百七十卷。捐獻者大多為書院畢業或在籍生徒，他們慷慨捐贈，表現出對嶽麓書院的深厚感情。由於各方人士的關心，至1868年（同治七年），嶽麓書院藏書又達到一萬四千餘卷，超過了嘉慶末年的藏量，其中九千三百餘卷是官紳士民捐送的，占總數百分之六十五點九，可見，它是嶽麓書院後期藏書的主要來源。九十年代後，熊希齡、蔣德鈞、劉麒祥等又捐入《電學》、《數學理》、《東方時局論略》、《鐵甲叢談》、《保富述要》、《數理精蘊》、《弦切對數表》、《工程致富》、《類症活人書》、《煉石篇》、《美國水師考》、《海軍調度要言》等“新學西書”計一百二十種四百餘冊。
私人所捐書籍，因為時間和捐獻者社會地位、學術水平、愛好等不同而各具特色，從而形成了嶽麓書院藏書內容廣泛豐富的特點，特別是學者們有的捐贈自己的學術著作，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有利於促進書院學術交流，提高研究水平。
（二）湘水校經堂（校經書院）的教育改革
鴉片戰爭前，全國書院都是以八股時文為主要教學內容，以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嶽麓書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舉製度的附庸。道光十一年（1831年），崇尚樸學的原湖南布政使吳榮光升任湖南巡撫。吳榮光是清中期著名漢學家、乾嘉學派後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獨創中國專課經史訓詁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這兩所學校代表了清代書院發展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即以漢學取代理學，以實學取代製藝。吳榮光主政後，很不滿意當時書院專課八股的習氣，乃仿效老師的作法，創辦湘水校經堂於嶽麓書院齋西的隙地。校經堂專課經史，以經義、治事、詞章分科試士，然後擇其優者，賜食贈金，召至撫署以供使用。剛開始時，校經堂並無固定生額，而是嶽麓書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課試製藝時文之餘，在此兼習漢學。吳榮光對校經堂非常重視，曾親書“湘水校經堂”題額，並籌給經費，酌定章程，還經常渡江到堂講課。校經堂作為湖南最早的專習漢學的機構，對湖南學術風尚的轉變起了較大的作用。後來擔任湖南巡撫的李明墀在評價校經堂的創辦時說：“其時多士景從，鹹知講求實學，人才輩出，稱為極盛。”〔3〕
1852年，太平軍攻打長沙，嶽麓書院受到戰火毀壞，校經堂的課業也陷入停頓。鹹豐末年任湖南巡撫的毛鴻賓曾籌集經費，恢複校經堂，並“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4〕到光緒初年，湖南學政朱逌然重新恢複了湘水校經堂，他把重新恢複的校經堂從嶽麓書院分離出來，改設在天心閣側原城南書院舊址，並正式招收了二十名生徒。這樣，湘水校經堂成為了一所專門治經的獨立書院。這時，漢學也開始分化，古文經學逐漸衰微，而主張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開始複興。朱逌然重新規劃湘水校經堂後，其學術風尚開始發生變化，朝著經世致用方向發展。當時郭嵩燾為之撰寫《重建湘水校經堂》，主張通經致用，將治經與“因革損益”、“治亂興衰”、“人事之變”甚至“起居日常之用”、“進退揖讓之禮”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