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隋唐人物小傳(三)(1 / 3)

燈下隨筆

作者:周實

杜如晦

唐朝宰相,首推房、杜,這是所有史書的共識。房即房玄齡,杜即杜如晦。因為房玄齡善於謀劃,杜如晦善於決斷,史書又稱“房謀杜斷”。

杜如晦(585—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今陝西西安西北)。其父名吒,隋時任昌州(今屬重慶永川)長史(相當於副州長)。如晦少年時聰明有悟性,好談文史,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機敏應變,遂補他為滏陽(今河北磁縣)縣尉(公安局長)。他見隋朝政治腐敗,又覺縣尉之職卑微,於是棄官歸家了。

李淵父子攻克長安,秦王李世民引用他任兵曹參軍(重要軍事幕僚)。不久,又授予他陝州總管府的長史一職。當時,秦王府中英俊多被朝廷借用外調,李世民的心中憂慮。房玄齡諫:“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材也……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薦為府屬。後從李世民東征西戰,任隨軍參讚(參謀),籌劃帷幄,處理事情,明了果斷,為身邊同事所佩服。李淵為嘉獎李世民,命其為陝西東道大行台(戰時地區軍政首長),他則隨行任司勳郎中(負責因功賞地之法),封建平縣(今屬遼寧)男爵,食邑三百戶。李世民為了籠絡人才,設立文學館,置十八學士(負責起草文書參謀軍政等事務),他又被選為學士之首。李世民建天策府後,任他為從事中郎(相當於參謀長)。

隨著政權的鞏固發展,皇位繼承權的爭奪也在暗裏激烈展開。杜如晦與房玄齡為李世民出謀劃策,都鼓動他先發製人。皇太子李建成心裏也是非常明白“秦王府中所可憚者,惟杜如晦與房玄齡耳”。於是,便向高祖讒言房、杜二人不利朝廷。高祖遂將二人調出,另行做了安排。而杜如晦卻喬裝道士潛回秦府,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協助秦王滅了政敵。做了皇帝的李世民先是拜他為左庶子(相當於參謀長),後又升他為兵部尚書(掌軍事),進封蔡國公。貞觀二年(628),以本官檢校侍中(行宰相事),攝吏部尚書(總管人事),總監東宮兵馬事。三年(629),又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右仆射(行宰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朝廷所有台閣規模典章文物,都是他們二人製定,很得當時人的稱譽,從而也就開創了曆史上極為有名的且被後人稱讚的大唐王朝的“貞觀之治”。這年冬天,他因病辭職,太宗深憂他的病情,幾乎天天派人慰問。四年(630),病危,太宗太子均至他的居第探視,並且擢升他的長子杜構擔任尚舍奉禦(負責殿廷的禮儀張設以及灑掃等宮廷事務)。可惜,終於還是病卒,年僅四十六。太宗為之哭之甚慟,贈司空(司空、司徒和太尉是唐朝的最高官銜,正一品,乃地位很高的大臣加官),徙封萊國公,又命虞世南為其撰碑文。

杜如晦的提拔重用是因房玄齡的所薦,二人謀劃,商量成事,時論史論都將房、杜比為漢朝的丞相蕭、曹,確實沒有一點虛譽。

如晦的二兒是公主的駙馬,後來卻因牽涉進了太子謀反一案被斬。繼承爵位的長子杜構也因此案坐貶嶺南,孤苦伶仃,死於邊野。想來晚年的李世民也像其父李淵一樣,亦因其子反叛一案而傷透了驕傲的心神,再也無力顧及到這位功臣的後人了。

魏徵

房玄齡和杜如晦是唐朝的開國元勳,兩人的畫像都上了淩煙閣,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倆無論怎麼樣,終歸隻能算得上一個中等人才罷了。中等人才有了機遇,特別是有了大機遇,也就變成了大人才。這機遇不是什麼別的,就是我們平時講的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比如魏征,若非遇上唐太宗,結果會是什麼樣,恐怕誰都難說的。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今河北晉州)。少年孤貧,人也落拓,卻有大誌。從小不事生產,出家做過道士。喜好讀書,多方涉及,甚為通達。見天下大亂,尤其屬意於縱橫之說。隋煬帝大業末年,武陽(今屬河北)郡丞(輔佐官)元寶藏起兵應李密,召征為書記(負責處理文書信件)。密每次見寶藏信都讚歎其寫得好,後來知是魏徵執筆,即派人召見他,徵乃向密建議十策,密雖認為奇,終歸沒采用。王世充攻密於洛口(今屬河南,時為屯糧之地),徵又向密的長史(副手)鄭頲建議高壘深溝以困敵,頲以為是老生常談,又不采納。後來,密失敗,徵隨密降於唐高祖。降後,久久不見用,他乃自請去安撫山東,於是任他為秘書丞(負責處理朝廷機要),馳至河南的黎陽,勸李密的河南守將徐世績(後來由唐賜姓李,單名績)歸順於唐朝。不久,竇建德又援助王世充攻占了黎陽,征被俘,建德逼他任起居舍人(掌侍皇帝的起居,記述皇帝的言行)。建德被太宗所俘斬,徵又回到了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被太子李建成引用成為東宮僚屬。他見太宗勳業日隆,力勸建成早為之計。建成玄武門失敗,太宗召他並責問:“汝離間我兄弟何也?”他答:“皇太子若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早就器重他,非但沒有怪罪他,而且還用他為詹事主簿(負責太子東宮的文書檔案)。太宗登上皇位後,又升他為諫議大夫(掌朝議)。魏徵既被太宗看重,自然死心塌地盡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次,太宗詢問他:“何謂明君暗君?”徵答:“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太宗深以為是。這一年,也就是太宗的貞觀元年,他前後陳諫兩百多次,太宗升他為尚書右丞(丞相助理),並慰勞他說:“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後又令禦史大夫(副丞相職,掌上奏及監察業務)溫彥博勸他:“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跡。”太宗的意思是君臣之間還是應有些距離的,臣對君說話也應有些畏忌才是。過了幾天,魏徵入宮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若不存公道,惟事形跡,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當即振奮改容:“吾已悔之。”徵再拜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問:“忠良有異乎?”徵答:“良臣稷、契、咎、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幹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也深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