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中，當世人以欣羨的目光，打量“中國模式”閃光身影的時候，中國黨和政府卻以深切的現實憂患和卓越的前瞻眼光，透視“中國模式”自身之不足。
一場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全球經濟“同此涼熱”，外部環境劇變，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衝擊。發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為什麼讓中國也受到牽連？問題出在中國自身經濟發展方式上(這也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涵)。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表麵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衝擊，實質上是對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敲響了警鍾。持續30年的發展方式創造了世人稱讚的奇跡，但長時間積累的發展“隱患”也開始浮出水麵：過度依賴國際市場、輕視國內需求，更多依靠低成本比較優勢、輕視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與提高，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的保護，重物質財富增長、輕視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這種傳統的發展方式與國際金融危機“不期而遇”，中國經濟“肌體”就難逃“感染”的命運。
危機麵前，中國黨和政府沒有沉醉於“中國奇跡”、“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讚美之中，相反，卻以一種清醒的憂患意識，借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機製”，向世人交出一份化危為機、創新轉型、構築中國經濟發展新格局的“中國答卷”。 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發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的動員令；2010年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出“總動員令”，他告誡全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胡總書記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重點工作提出八點意見，主要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剛剛結束的“兩會”，將黨的決定變成國家意誌與行動。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的政府報告中，65次提到“改革”，涉及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到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兩會”向世界傳達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在高速軌道上運行了30年的中國經濟快車，已進入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期。
世情與國情的新變化表明：在經曆了飛速發展的30年之後，中國已步入了一個重要的發展關口。政治理論家認為，新中國成立，中國完成了社會製度的轉型，實現了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一次重大抉擇；改革開放，經濟體製轉軌，實現了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二次重大抉擇，那麼，曆史發展到今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三次重大抉擇。
國際輿論已經敏銳注意到：當下“中國這個接近10％的速度飛翔了30年的國家，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開始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世界著名觀察家托馬斯·弗裏德曼這樣評述：“置身中國，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確信，當曆史學家回顧21世紀頭十年的時候，他們會認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的綠色大躍進。”
麵對新的執政環境，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黨和政府所顯示出的主動反省、變革的勇氣、智慧與能力。同世界上任何一種有永恒生命力的發展模式一樣，“中國模式”是一個開放的、發展的、不斷變革、不斷完善的發展模式。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發展模式，更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方式。金融危機成為變革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加速器。善借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機製”，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創新轉型，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預示著“中國模式”的重要變革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