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才能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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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大剛
《易經》上有一段話：“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十分契合當下的思潮。
這些年來，社會思潮越來越多元化。思想流派的異彩紛呈，是一個社會具有相當活力和創造力的證據。思想的相互詰難，相互砥礪，共同推動，是“一致而百慮”的過程，是文化與文明再造之必須。人類文明史上，那些依靠禁錮思想而建起的宏偉事業，隻要禁錮的螺絲鬆動一顆，頃刻之間土崩瓦解的史實，不勝枚舉。
但爭鳴之中，潛伏著一種戾氣和蠻橫，使觀點之間的爭鋒顯得錙銖必較，劍拔弩張。那些偏執一端，動輒給論敵戴上足以下大獄的罪名，既毒化了思想爭鋒的品格，也降低了思想的醉人魅力。
偏執於某個學說而不知道融會貫通的人，都是“一曲之士”。這是莊子對很多“學人”的鄙視性稱呼。因此莊子不跟井底之蛙談論大海，是因為它受到空間的束縛；不跟夏天的蟲子談論冬天的寒冷，是因為它受到時間的束縛；不跟“一曲之士”談論天下大道，是因為他已經受到教條的束縛。
莊子雖是兩千多年前發論，但也是說給當下那些“學人”聽的。當下很多的無端爭論，有多少不是“一曲之士”的一麵之詞？“一曲之士”的產生，莊子以為是他們受到比如權力、金錢、自以為是，以及把自己當成終極真理化身，這些因素的製約。而如果他們從“道”的觀點來看萬物，一切皆平等，就能解除一切偏見與束縛，臻於全麵。
但現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理性化恰恰被簡化為利益算計，“以道觀之”作為純粹的學理訴求，因此極容易被懸置。在這個盛行利益算計的時代，如何確保觀點和立場的公正、可信，近乎“以道觀之”？荀子的“解弊”（解除蔽惑）之論至為重要。
對今天的一些“學人”來說，有三種“蔽惑”需要解除。
第一種，解曆史之蔽。巨變之際，清末思想家龔自珍尤其強調“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曆史的三峽”尚未渡過，而曆史知識的闕如，一則使研究者看待社會諸問題缺乏曆史眼光，陷於理論的焦躁與短視，二則曆史被人為遮蔽，研究者和一般公眾無法窺知曆史真相，無以知大道所在，唯知依傍人物，人雲亦雲。
第二種，解權勢之蔽。如莊子所言，求真知卻被物質和權勢所誘惑，通俗地翻譯，就是誰給錢給地位幫誰說話。實際上，甚至中國的一些智庫之不成熟，泰半也受製於此“蔽”。
第三種，解思維才學之蔽。中國傳統，向來不重邏輯思維，當今學人寫文章，邏輯很成問題的不是個別。進而言之，近代翻譯家嚴複最早發現中國人不重視歸納法，都是從“子曰”、“詩雲”出發進行推演，這種經學傳統，綿延不絕，在新時代不過是把“子、詩”換個現代名字而已，它不可能帶來新知，反而禁錮思想；而科學的方法，就是從觀察獲得的事實材料概括出一般原理。嚴複所言的英國經驗論傳統是值得認真對待的。
近世以來，同樣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還有梁啟超，梁啟超把這種“蔽”稱為“心奴”，“心奴”有四種，誦法孔子，“為古人之心奴”；俯仰隨人，“為世俗之心奴”；聽從命運之安排，“為境遇之心奴”；心為形役，“為情欲之心奴”。除“心奴”，就是“解蔽”。
上述諸賢的“解蔽”之法，要旨在於，不管處境如何，要始終保持獨立自由的思考，出諸公心，持諸公論，持之有據，言之成理，方可“百慮而一致”，是為從“心”的層麵做功夫。
從“物”的層麵來講，要做到“殊途同歸”，必須對眾多公共政策予以適當調整，漸次化解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公平正義製度必須建立，以此平複民眾心中塊壘。否則“百慮而一致”，便是空中樓閣，行騙的把戲。
馮友蘭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完成的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末尾提到，“從‘仇必仇到底’的路線轉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線。這是一個大轉彎。在任何一個社會的大轉變時期，都有這麼一個大轉彎。”從革命到建設如此，從思想紛爭到改革共識的形成，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