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鄭念：上海生死劫
名人情懷
作者：程乃珊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鄭念不是一位職業作家，她的作品隻有一部，雖然此書的問世比內地文壇傷痕文學奠基人盧新華的《傷痕》要遲，但因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寫作，再加上她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矯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問世即引起轟動。要說傷痕文學的經典，筆者首推此書。
1988年9月，我與母親潘佐君女士合譯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首版發行5萬冊，立時銷售一空，更有個體書販必要硬搭幾本過期期刊與此書一起出售。由於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此書沒有再版。當時還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為同樣的原因吧，此書後來也不見再版。
籍貫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直以來，中國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貫為依據的，而近百年來，隨著交通資訊的開拓和個人居住選擇權的開放，我們更以文化認知及人文價值的歸宿來認定我們的“根”，所謂“上海人”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實例。
鄭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曾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受教育，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學成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言厚幣懇請鄭念擔任總經理助理，直至1966年殼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從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鄭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雖然她一口京片子，從不講上海話，但她的所有親友，喜愛她的讀者包括她本人，都認定她就是一個上海人。直至去美國後，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請她相熟的上海裁縫做，再托人從上海帶去。1980年她離開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收藏的極其珍貴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的青春、她的事業、她滿腔的中華熱血、她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無私地獻給她生活了37年的這座城市。她為書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為她早已認定自己的生命已與上海結成一段血緣共同體。1980年她的痛別上海，令她心中從此裂開一個很深的創口，永不會封口。她已預知不會再回來了，當時是因為特定的曆史條件，後來是因為年事已高，經不起長途飛行的折騰。
以鄭念女士的家世、經曆和教育，筆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而眼下有些所謂的新名媛，無非是美女加有錢丈夫或父親及名牌堆身，充斥著暴發戶的奢華，看在眼裏很為那曾經掠過時間回廊並投下高貴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的出現，曾為中國女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風格。名媛的出名，不在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後擁，而在不用其一貫遵循的人文價值原則作交易，竭力維護自己的表率風範。猶如《桂河大橋》中那位英國軍官，雖然淪為俘虜、雖然已衣衫襤褸，但麵對敵戰國軍方的淫威所表現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好像是福樓拜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就是這樣一位名媛。
頑強和優雅
正是由於英國殼牌公司的背景，“文革”中鄭念淪為被瘋狂猜疑和迫害的對象，她的噩夢則固化在第一看守所裏。在那裏，鄭念必須獨自麵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饑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鄭念長時間雙手被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裏麵的內褲……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
鄭念去美國時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存取款……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她在華盛頓高尚住宅區購有二房二廳四個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滿屋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