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堪設想的”未來核戰爭的再思考
戰略／概念
作者：休斯頓·T·霍金斯
編者按：誕生於二戰末期的核武器在冷戰期間達到了發展高峰。美蘇兩國不遺餘力地擴充自己的核武庫，力爭達到“互相保證摧毀”的效果。而隨著有核國家的增多和冷戰的結束，現實的問題逐漸演變成限製核武器和保留威懾力之間的博弈。這也使得原本“不堪設想”的核戰爭，更添了幾分變數。
1945年，核武器終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拉開了序幕。1989年，喬治·H·W·布什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發表聯合宣言，標誌著冷戰的結束。回顧這段曆史，除了朝鮮和越南爆發過局部戰爭外，這44年是格外穩定的一段時期。盡管這其中有種種原因，但核武器的作用更為關鍵。
這種穩定的局勢在歐洲體現得最為明顯。在1945年以前的3個半世紀裏，平均每11.9年就會爆發一場大規模戰爭，每場戰爭平均持續6.6年。隨著常規武器的不斷改進，每次戰爭的血腥程度和傷亡率都有增無減。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年裏，相互對峙的美蘇兩國雖然在歐洲拉開了陣勢，後來卻按兵不動。原因何在？其實，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地理方麵，都不可能做到在西歐集結大量常規部隊對抗蘇聯。冷戰期間，美國陸軍在高峰期也隻有18個師的兵力，而蘇聯當時有大約200個師。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無處不在的核武器，西歐實在無法在咄咄逼人的蘇聯麵前得以保全。
當時，任何輕舉妄動都可能導致鐵幕兩側的國家被核武器毀滅的後果，擁有核武器的雙方由此形成了一種和局。此時，歐洲已有69年沒有經曆過戰爭，而“相互確保摧毀”就此逆轉了持續數個世紀的歐洲大規模戰爭和屠殺的模式。盡管基於“相互確保摧毀”核政策的國家安全戰略可能並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但曆史卻證明，這種核政策作為一種威懾手段的確發揮了作用。
核武器如何發揮威懾作用
冷戰期間，對於實現威懾的具體要素有許多闡述。這些要素包括：在相關國家之間保持一種可被各方接受的戰略平衡；確保威懾武器在需要時能夠發揮作用；避免因其他國家核打擊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而猝不及防；確保向美國決策者提供最優質的情報保障。對於後兩項要素而言，迅速準確地探明外國的核武發射準備工作及實際發射情況尤為重要。另外，將蘇聯方麵的演習與準備發動先發製人的進攻相區分，這一點同樣關鍵。以下是對上述各個要素的具體闡釋：
保持均勢
當時，原本旨在維持與蘇聯戰略平衡的努力，卻演變成一場核軍備競賽。最終，這種平衡淪為一種悖論，這是因為美蘇雙方擁有的核彈頭數量、種類及投送能力都足以摧毀對方，即使一方通過突襲來摧毀另一方相當數量的核彈頭，對於相互摧毀的最終結果也毫無影響。
確保己方武器的有效性
雙方均相信各自的核武器能夠有效發揮作用，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的核武器物理和工程實驗室經費充足，並且配備了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計劃周密的核武器試驗計劃。不過，由於大氣層試驗的放射廢料足以讓敵對方了解到試驗方的核技術，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所有大氣層的核試驗活動都轉到了地下，美國參議院在批準該條約時還提出了以下條件：保留現代核武器實驗室和相關研究項目；建立國家核試驗準備計劃，以確保在需要保護“國家最高利益”時可以重啟在大氣層的核試驗；啟動新項目，加強對外國核爆炸活動的探測和監視；啟動與核武器相關的情報項目。在1974年的《限製地下核試驗條約》以及1996年的《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中，美國還補充了類似的條款。
避免措手不及
冷戰期間，美蘇雙方都極力避免因他國大幅度增強核打擊能力而使得本國猝不及防，這也大幅推動了用於搜集高質量情報的高科技手段的發展和應用。由此催生了許多重要的創新發明，如用於探測核爆炸的原子能探測係統，信號情報技術，包括U-2間諜飛機、“科羅納”偵察衛星在內的偵察係統，導彈發射探測係統等。當然，通過人力收集情報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方式，其中的許多“經典”手段就被用於獲取核能力情報。
決策服務的情報分析
這種用於政府決策的信息分析經費充足，手段多樣，並且吸收了眾多核武器專家擔任分析師。中央情報局在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建立了1個外勤情報小組，國防情報局則在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亞2座國家實驗室分別建立了外勤情報小組。1976年，時任中情局局長的老布什還解除了能源部戰地情報小組“合約者”身份的限製，從而使外勤情報小組能夠接觸到相關情報信息的特殊渠道。
今天的核威懾：被淡忘的冷戰教訓
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格局變得格外複雜、難以預測且危機四伏。各國對美國這個僅存的超級大國及其文化入侵行為的反感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是重新湧現的曆史衝突、地區性的“軍閥統治”、非國家行為體的暴力活動，以及國家間對於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爭奪。
“北極熊”的強勢宣言
最近，急於展示自己軍事實力和大國地位的俄羅斯采取了一係列行動。俄軍出動戰略轟炸機對美國在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以及英國周邊的海空防衛能力進行偵測，對伊朗的核計劃繼續提供支持，對於同意在本土部署導彈防禦係統的波蘭發出直接威脅，與格魯吉亞發生軍事衝突，還占領了烏克蘭克裏米亞地區。
2014年3月，在克裏米亞危機期間，俄羅斯發言人德米特裏·基謝廖夫直言不諱地宣稱：“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將美國夷為平地的國家。”俄軍總參謀長尤裏·巴盧耶夫斯基將軍坦陳了俄羅斯在使用核武器方麵的政策：“我們絕不針對某一國家，但是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都必須清楚地了解……為了確保俄羅斯及其盟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將預防性地動用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
許多西方政策分析人士認為，巴盧耶夫斯基的表態並非暗示俄羅斯的核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是，俄戰術和戰略核力量正在大步邁向現代化，且不斷加強對西方防衛力量和決心的偵測。在此背景下，即使是最外行的觀察者也不得不認真思考俄羅斯的核政策走向。
打盹的“白頭鷹”
與積極發展核武器的俄軍相比，美軍早已沒有了使用核武器的擁躉。2007年8月，1架意外裝載了6枚核武器的B-52戰略轟炸機，從北達科他州邁諾特空軍基地飛抵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達爾空軍基地，並在停機坪上停留了36個小時而未被發現。負責調查此次事件的國防科學委員會認為，如果由無核組織來管理核力量，那麼領導層將會僅限於關注核能企業的發展，從而使領導力被明顯削弱，核打擊任務和任務執行者的重要性也會普遍弱化。
雖然不能以偏概全地否定整個指揮層，但大多數軍官都將自己定義為“勇士”而非“衛士”。因此，以遏止戰爭為初衷研製的核武器顯然並不受他們待見。坐在老式的核彈發射井裏戰備值班，當然不如駕駛新式的F-22A“猛禽”戰鬥機進行戰鬥令人興奮。不過，美軍中也有人對發展核武器持積極態度，時任空軍參謀長的諾頓·施瓦茨就視重振美國空軍的核能力為其“首要任務”。
可惜的是，從近日披露的一些事件來看，這個“首要任務”顯然並未實現。2014年1月，在蒙大拿州馬爾姆斯特羅姆空軍基地，超過90名導彈專家和軍官，因在當月的水平測試中涉嫌或縱容舞弊被勒令停職。就在此次舞弊事件被披露之際，該基地正在接受1起非法藥物濫用事件的調查。據統計，有近一半的導彈發射人員被卷入其中。
削減核武庫是否為上策
如果俄美兩國的核武器儲備可以由幾千件削減至幾百件，那麼，擁有相對較小規模核武庫的國家對於國際安全與穩定的影響將會大幅度上升。此類國家極有可能會積極擴充核武庫，趕超美俄，以達到勢均力敵的態勢。技術或資源的不足，以及現行的禁止性條約，都無法對其形成有效遏製。因此，將此類國家納入美俄之間的削減核武器談判，就顯得愈發重要。
美俄減少核儲備，對於像伊朗這樣積極發展核武器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但是，伊朗對於獲取核能力的態度卻至今不甚明朗。2008年的《國家情報評估》認為，伊朗已經下定決心要停止其核武器計劃。但另一份報告卻堅持認為，伊朗最早可以在2009年下半年生產出武器級高濃縮鈾。國家情報總監邁克爾·麥康奈爾似乎在重新考慮第一份報告提出的觀點。他表示：“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對於（伊朗）核計劃的表述”。且不論伊朗的實際態度和現有能力，其措辭和表現出來的野心都不難讓人得出結論：核武器已成為伊朗重建其在新月沃地（即中東的阿拉伯世界）的曆史統治地位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美俄在協商削減核武器時，必須將伊朗納入考慮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