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口問題受到批判的兩位北大校長
人物春秋
作者：張文祿
馬寅初（1882—1982年），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1882年6月24日生於浙江嵊縣。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選學礦冶專業。1906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洋政府財政部當職員、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60年1月4日，因發表《新人口論》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
蔣夢麟（1886-1964年）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由於各種原因，這位北大校長長期不被人注意。對北京大學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曆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後，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曆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自負的蔣夢麟公開宣稱：“我辦不好北大，誰能辦北大？”蔣夢麟執掌北大時，正是北大經費極為困難時期，在積極籌措經費的同時，蔣夢麟勉勵北大教職員工：“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離開大陸後，在台灣的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後笑著說：“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兩位人物除了出洋留學、擔任北大校長和性格倔強外，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
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言論最早可以追述到1920年。馬寅初的侄孫、杭州馬寅初紀念館館員馬大成曾說：“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七卷上發表《計算人口的數學》，這是他第一篇關於人口研究的文章。1929到1932年，他在杭州財務學校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經濟學，這期間特別開講人口問題，設置了6個課時。”1953年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普查開始，普查結果表明，截止1953年7月1日0時為止，中國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估計中國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萬到1300萬，增殖率20‰。馬寅初對這個結果表示懷疑。因為1953年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樣調查的方法，政府是在29個大中城市、寧夏全省、其餘各省每省選十個縣進行普查，另有35個縣隻查1區、2鎮、58個鄉、9個村，共有人口3018萬人，並且這個20‰也是簡單地用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來的。為了能獲得第一手資料，1954年，已經73歲的馬寅初3次到浙江視察，先後深入黃岩、樂清、溫州、永嘉、寧波、嵊縣等地，收集第一手資料。他發現，雖然各地人口增殖的情況不一樣，但最少的也增殖了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達到30‰。後來，馬寅初又去了江西的南昌、建餘、九江等地進行調查。每到一個地方，尤其是農村，都有大批孩子會圍攏過來看熱鬧。這個細節引起了馬寅初的關注。他發現農村兒童特別多，感到了人口問題的嚴重性。通過近一年的實地調查，馬寅初把自己的調查研究寫成了《控製人口與科學研究》發言稿，準備在1955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但大會上沒有幾個人對他的研究感興趣，馬寅初隻得再等時機。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育後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讚成在生育方麵加以適當的節製。”馬寅初認為時機到了。1957年3月2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就“控製人口”問題發言，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毛澤東對此給予了肯定。1957年4月27日，馬寅初向北大師生發表了人口問題演講。就在馬寅初向北大師生發表人口演講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反右”運動開始擴大化了。7月15日，馬寅初整理修改後的《新人口論》發表。此時毛澤東受“大躍進”虛假信息的影響，對控製人口的設想也出現了變化：“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60周年大會上，陳伯達突然點名批評了馬寅初，說：“馬老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7月1日康生給北大師生作報告時質問：“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在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惡意挑撥下，對《新人口論》的批判開始了，全國範圍內有200餘人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撰文批判馬寅初。對這些“批判”，馬寅初堅持人口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後，周恩來私下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從大局著眼，還是寫個檢討好。周恩來是馬寅初一生敬重的人，但馬寅初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進行梳理後，他在自己的文章裏寫道：“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隻好拒絕檢討。”1959年11月，馬寅初給《新建設》送去5萬餘字長文《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帶聲明”中，他對1958年以來，尤其是1959年後的批判做了莊嚴反擊：“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但在強大的政治批判下，馬寅初不得不於1960年辭去了北大校長一職。馬寅初辭去北大校長後，並沒有停止闡述他的人口理論。1960年3月到10月，他先後參加了十幾次政協北京市東城區小組學習會，他在會上表明態度：“我提出人口控製，這是真正的學術問題，但有人卻硬把這說成是政治問題，所以，我不服，我要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