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路遙
社會
作者：葛維櫻 王紫禕
路遙（中）與賈平凹（右）、劉炳琪在交談中（攝於1985年）（路遙紀念館 提供）上世紀80年代，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曾長期在陝西銅川鴨口煤礦體驗生活（路遙紀念館 提供）“強人”生長
在曹穀溪心裏，路遙永遠是1970年盛夏的樣子。“我29歲，他21歲，一起騎一輛再少一個零件就沒法走的破車，去張家河公社新勝古大隊采風。”兩個人站在黃河邊上笑得咧開大嘴，戴白帽子的路遙扶著剛跳過來的曹穀溪的肩膀，三腳架上的相機幫他們自動合影一張。在路遙生命最後的71天，他要曹穀溪把這張照片放大，帶去了西京醫院相伴。今年75歲的曹穀溪要喜歡路遙的人去延川縣那個2排18號窯洞看一看，並說“我給你報銷路費”。他有事沒事就去延安大學在文彙山給路遙建的墓地，點兩根紅塔山煙，對故人說“你一根，我一根”。
拍攝路遙長篇紀錄片的導演田波也是陝北人，他對我說：路遙從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雖然他始終留著回家種莊稼的念想。路遙身世被渲染得過於苦難淒涼，往往忽略了他童話般瑰麗描寫背後，實際上擁有童年快樂和家庭溫情。他的生母馬芝蘭一生務農，2011年去世，不少人看望老人時都會留下一點慰問金。他的養母也就是大伯母叫李桂英，2004年2月去世，此前不到一年，延川縣決定給李桂英每月補助150餘元。這些細節往往令人感慨於路遙的文學成就沒有太大地改善他的家庭境遇。80年代曹穀溪對路遙的“不孝”頗有指責之意。“我隻對你說一次，以後再也不會說。我愛我的母親，從內心到外在不比你少。”路遙寫於1980年的長信裏講述了母親的苦惱，也流露了真情。
人人都知道路遙在8歲時被過繼給了大伯家。路遙自己的文字描述得細密而痛苦。“母親給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兩天，腳磨出了血泡，終於到了伯父家，8歲的孩子已經很會裝糊塗……第二天我一早起來躲在一棵老樹後，看著晨霧中的父親夾著包袱，像小偷一樣溜出村，過了河，上了公路。”關於這段過繼往事，他的小學同學海波講得更客觀，陝北民諺有說“男娃不吃十年閑飯”。路遙作為長子在家庭中能夠承擔割草、放羊等勞動，被過繼給大伯，無論感情還是理性，並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路遙的親生父母是清澗農民，家裏孩子多，路遙後麵活下來的有四個弟弟。生活貧困使親生父親一再要終止路遙上學，但路遙成年後卻不忘父親的能幹，說是遠遠一看山坡，就知道哪片莊稼是父親的傑作。但當時，“自己下地幹活，看見同齡人上學就難過得想哭”。大伯一家沒有生育，與奶奶住在延川縣，雖然也是農民，讓過繼來的路遙上學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在朋友印象裏，少年時的王衛國（路遙）雖然是“黃土坡上穿著個翻了毛的破棉襖一高一低走路”的樣子，但他的強烈個性卻是公認的。“他是孩子王。”海波說，而且他想當孩子王。路遙成名後曾帶著賈平凹站在延川的一個山頭上。“他指著山下的縣城說：當年我穿著件破棉襖，但我在這裏翻江倒海過，你信不！他把一塊石頭使勁向溝裏扔去，溝畔裏一群鳥便轟然而起。”從清澗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溝，路遙的過繼實現了他從農村到縣城來上學的第一個人生轉折。延川對於他出生的清澗，儼然已是一個縣城。口音和外來移民的身份首先被嘲笑。從一開始路遙被欺負，大伯和大伯母還要拿著洋芋、蘿卜去人家家裏道歉，到路遙把村裏的孩子全都收服了，隻用了很短時間。路遙就此脫離了家庭的保護，開始用自己的能力生存。
路遙走訪陝北農村，與農家大嫂聊家常 （攝於1992年）（新華社 供圖）
路遙自己對於食物的貪婪描寫有真實的自傳性質。食堂如何分為甲乙丙三種飯，他為了吃一口白饃，曾在同學的欺辱中學狗叫。海波說，路遙屬於延川小學的“半灶生”，住在學校，每周兩次可以回家拿糧，喝熬鍋水。帶糠的食物進入熱飯菜的大蒸籠後，要在飯鈴打響時首先衝出去，才能確保自己拿得到食物，要不然“團粒結構”太鬆散，會汙染其他人的細糧，再碰兩下，拿都拿不住了。上世紀60年代的饑餓並不隻是路遙一個人的經驗。他曾在《在困難的日子裏——一九六一年紀事》裏，描寫馬建強在縣高中讀書時饑餓貧困的生活，遭受的屈辱和自尊、自強的性格。日本研究者安本實認為這個人物能夠折射路遙的生活經曆和心態。“刻骨銘心的饑餓感和匱乏感，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是尾隨路遙一輩子的老狼。”《路遙傳》的作者厚夫這樣寫。
那不是一個物質匱乏擊垮人的時代。賈平凹覺得路遙童年的貧困被過度解讀，他說“那個時代人人都窮，也都不當一回事”。路遙去世時還留了1萬塊的外債，但這也不妨礙他到西安當時最好的凱悅酒店給女兒買60塊錢的三明治。“他是一個強人。”少年時代的路遙已經有自己的取勝方式，他常到縣城中心的新華書店和閱覽室去翻閱最新的報紙雜誌，海波經常跟著路遙一起去。精神的匱乏導致延川中心小學裏最有話語權的，都是常看電影的幹部子女。一張一毛錢的電影票，普通幹部的月薪大約30元，而一個農民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一毛錢。在人人羨慕電影的音樂、服飾和台詞時，路遙在報紙上看到了蘇聯、越南、古巴，也看到了卡斯特羅、阿拉法特和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後來有了他創作的主人公的“高加林”。這些新詞彙、新理想讓他很快就戰勝了那個小學裏的普遍價值觀，不僅受到老師刮目相看，很多大人甚至鼓勵孩子和路遙交朋友，所以路遙後來每次快要失學，總有同學的家長拿出學費來資助他。他小學畢業時，大伯當時已經40多歲，作為最傳統的農民，隻想給14歲的路遙趕緊定親，拒絕讓他繼續升中學。大伯覺得路遙“說起來精著哩，其實憨得什麼也不懂”。路遙深信讀書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到處尋求幫助，依靠村裏書記劉俊寬給的兩升黑豆，升入了延川縣唯一的中學延川中學。
一種奮鬥
安本實認為，路遙一生創作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就是一個農村的知識青年，如何轉換為非農身份，在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社會裏奮鬥。
1966年路遙初中畢業，考上西安石油化工學校，這原本是他終於以讀書方式脫離農村的正路。當時人才緊缺，這個中專學校不僅會讓他得到城鎮戶口，每個月還有補助，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然而，暑假“文革”開始，所有的初中生都回到原學校去參加，路遙回到延川中學。他從外地串聯回來以後寫大字報，其中有“大旗揮舞衝天笑，赤遍環球是我家”，因為很欣賞這兩句話，他一度將“衝天笑”作為自己的化名。他的三、四、五弟分別被他改名為王天雲、王天樂、王天笑。在那個時代裏，路遙的文采、出身和性格都促成他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也很快就下台了。“時不時想起青少年時期那些支離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熱情緒支配下的荒唐行為，那些迷離失落的傷感和對未來的渺茫無知……像我這樣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錯一步或錯過一次機會，就可能一錢不值地被黃土埋蓋；要麼，就可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浪潮中成為無足輕重的犧牲品。”
“文革”中他還叫王衛國，作為群眾組織代表的身份，他出任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也就是所謂的“19歲就成了縣團級”。另外“文革”中牽連他的武鬥案，在32個證人的證實下，1969年查清與他無關。“‘文化大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鬥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穀溪卻在這個時候成了朋友。把我們聯係起來的是文學（這是一個久違了的字眼）。”本和他分屬兩派，又化敵為友的曹穀溪，傳說“文革”中得到了路遙的保護。“太誇張了。”曹穀溪對我說，“反正他沒保護過我，有沒有保護班主任、老師，我不知道。”曹穀溪和路遙相識在1969年。“1969年我剛從公社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當通訊幹事。那一天他正好在我的房間裏，軍代表當著我的麵宣布了路遙被免職的決定。”曹穀溪說。路遙回馬泉營小學教了幾個月語文，又被曹穀溪叫回延川縣委。盡管受武鬥案牽連，他從組織上還是得到了一個招工名額，去“銅川二號信箱”，也就是保密工廠工作。路遙把這個名額讓給了初戀林紅。
林紅是北京知青，清華附中的學生，在關莊公社的前盧溝村插隊。據回憶者介紹，她能歌善舞，小巧玲瓏。林紅第一次見到路遙，是路遙坐在主席台上發言，她在台角喊口號，並沒有後來人臆斷的白富美和窮小子的地位差距。路遙喜歡下雪天沿河散步，唱《三套車》和《拖拉機手之歌》，喜歡大紅衣服，都和林紅有關。去了工廠的林紅很快通過一個在內蒙古的朋友給路遙寄信，轉達了分手之意。曹穀溪一輩子隻見過路遙兩次痛哭，一次就是這一天。海波說：“我11歲認識路遙，他是個多麼驕傲、有個性的人。”海波和曹穀溪都對我說，很多年裏，連林紅這個名字都沒有從路遙嘴裏說過。
養母李桂英曾說：“路遙上大學以後，完全是林達供著的。”1973年被延川縣委書記申易推薦，路遙上了延安大學，1974年申易推薦上大學的人是習近平。林達是“很有才氣的北京知青”，父親曾擔任廖承誌的秘書，插隊期間林達回廈門父母身邊，報告了與路遙的戀愛情況。後來她在西安、北京工作，無論路遙生前身後，都盡量避開“路遙夫人”、“路遙遺孀”之類的名號。路遙去世後她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始終未曾辯白一句。這使真正親近他們的朋友都對她非常尊重，多年前她已回到北京工作，和女兒路遠（路茗茗）穩定生活。除了曾經與出版社打官司，希望糾正路遙生前簽下的不合理合約，把稿費收入改為版稅收入，這對母女幾乎從來沒有出現在公共視野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