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曹穀溪手下做延川縣委宣傳部幹事。“林達是參加知青招幹考來的，路遙是農民身份，那幾年我給他安排了在宣傳部寫文章的臨時工作，可以拿誤工補貼，一個月18.5元，但給林達開的工資和我自己一樣高，都是38.85元。”曹穀溪本希望讓路遙與林紅重歸於好，所以才把林紅的同學、一樣來自清華附中的林達調到了縣革委會，讓林達去做林紅的工作，告訴她路遙多麼好。結果曹穀溪卻成就了這一對戀人，延川縣委2號18排宿辦合一的宿舍，見證了這段甜蜜的歲月。林達一件衣服幾個季節都穿，卻給路遙盡量穿得體麵。倆人於1978年1月25日在延川縣招待所結婚。“路遙忌諱與生人一起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他和我合住18號這一孔窯洞。有一年春節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到郭家溝他自己家。初一吃餃子就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從郭家溝來到劉家溝我的家。按陝北風俗，大年初一是不走親戚的。可是，路遙不管這些。”曹穀溪說。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劇照
1975年路遙在延安大學讀書期間，被抽調到了《陝西文藝》編輯部。葉永梅在陝北插隊後當兵，接的就是路遙的實習崗。同一時期的同事還有白描。1976年路遙正式調入西安任職編輯，但是他一生從未寫過任何一篇以城市為背景的文章。他以一個農民視角，見證了從“大躍進”到改革開放的整個社會進程。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不僅沒有走入1978到1980年的“傷痕”潮流，甚至不是以批判為主的。得了獎的路遙據說是“悄悄回到西安”，他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敘事風格，並沒有獲得中國文學界的認可。
《人生》之後
1981年夏天的甘泉縣招待所唯一的一間兩個窯洞組成的套房，成了路遙用21天創作《人生》的地方。原來的題目叫《你得到了什麼？》，而《人生》這個題目，是他和約稿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共同商量確定的。他著名的“早晨從中午開始”的生活方式，幾乎脫胎於此時。他喜歡投入沉重的勞動，覺得那21天是最美好的時光。每天18個小時的寫作，小屋子煙霧彌漫，房門後簸箕裏盛滿煙頭，桌上扔著硬饅頭、幾根麻花、幾塊酥餅，他頭發蓬亂，眼角黏紅。白描去看他時，他牙關緊咬地說自己是憋著勁來寫的，“好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別人拚命”。路遙自述感覺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很多當時見過他的人，都留下了他刷牙刷得“滿嘴冒著血糊子”的印象，結果這個印象也成了他寫的《人生》裏劉巧珍為了讓心上人喜歡，特意站在崖畔刷牙的情景，也同樣是“滿嘴血糊子”。
陳忠實曾經在自己的短篇小說集出版前看到了《人生》，他說：“我讀了《人生》之後，就一下子從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為路遙的《人生》在我感覺來（路遙比我年輕七八歲），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離拉得很遠。因為路遙離我太近了，《人生》對我的衝擊，遠遠超過了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對我的衝擊，因為這個人就在你的麵前呀！就那個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說閑話，還說他跟哪個女的好過……就這麼生動的一個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遠。”
《人生》以最快速度改編為電影劇本，路遙成了最紅火的文學明星。“想起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裏給我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他然後把尿尿得很高。”賈平凹回憶，1985年路遙擔任陝西作家協會副主席，月薪120元，已經不低。他的弟弟王天樂曾說，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能當一個“白白胖胖”的文學編輯。他自述在家鄉人眼中，官熬大了，地毯從家一直鋪到機關門口，甚至用上了刻名字的金碗。“即使土地給了高加林痛苦，他終究是這土地養育大的，更何況這裏有愛他的人，他愛的人。”路遙讓高加林回到土地，卻並沒有說要繼續當一輩子農民。“即使想遠走高飛不成，為什麼一定要詛咒土地？”
“路遙這個人本身是複雜的。他的人格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一種分裂狀態。在精神層麵，他追求崇高、有理想的生活。但現實卻不得不經曆苦難的人生、糾結和痛苦，他掙的稿費都不夠那些窮親戚瓜分的。他的整個人是一種矛盾的狀態。”後來擔任央廣編輯的葉永梅，曾在1983年《人生》廣播劇播出時到西安拜訪路遙。路遙說自己要應對無數親戚朋友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比如他的親生父親帶來一堆鄉親要他解決的各種鄉村問題。“親戚，這個詞至今一提起來都讓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孫少平的口評論道：‘人和人之間的友愛，並不在於是否是親戚。是的，小時候，我們常常把親戚這兩個字看得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長大成人，開始獨立生活，我們便很快知道，親戚關係常常是庸俗；互相設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難也常常是親戚們造成的；生活同樣會告訴你，親戚往往不如朋友對你真誠。’”結果“六親不認，事也不辦”就是他得到的評價。此外，他有四個弟弟，除去80年代初遷到延川替自己照顧大伯的三弟外，另外三個都被他幫助安排了工作。二弟招工，四弟做了記者，五弟比他小整整20歲，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路遙還為五弟的工作到處求人。海波憤慨又傷感地對我說：“說路遙不幫人簡直是……他連我都幫。”海波自己就是路遙一直幫助著走上了職業作家之路。
在經曆社會開放的過程裏，路遙敏感地感到了新時代的到來。很多人評價他用文學來實現政治抱負，實際上指的是《人生》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政策改變的政治背景中。在這一點上，路遙的誌向是像柳青那樣，寫《創業史》的同時還寫出來陝北山區農業經濟的論文。高加林居住的村莊距離縣城隻有5公裏，由於“鴻溝”的阻礙，他覺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別一個世界上。和路遙一樣，高加林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抱負跨越封閉的社會結構的壁壘。1976年擁有了城市身份後，路遙的寫作目的更明確了。他從不掩飾自己的寫作野心。他拉賈平凹去家吃燴麵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說：我弄長篇呀，你給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關！”他的同事張豔茜回憶，1982年路遙開始了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準備工作。列了100多部的書單，用了一整年時間翻閱了近10年的《人民日報》、《陝西日報》、《參考消息》、《延安報》和《榆林報》，筆記做了幾十本。曾任《陝西日報》記者的四弟王天樂是《平凡的世界》寫作時期路遙最忠實的助手，他的回憶更生動：“第一個晚上，我們繪製了小說的地貌草圖。從我的家鄉清澗縣石咀驛鎮王家堡村，一直沿線繪製到西安鍾樓。把這一線的山川河流，機場公路重要建築等等全部描繪出來。我們的美術學的不好，畫的圖隻有自己能看懂。路遙說，第一步工作很重要，因為所有的人物都要反複在這一地帶走動。如果你不熟悉地形，你的人物一旦走動起來，作家的描寫就十分困難。第二天晚上，列出人物表和地名表。為人物起名字，就把倆人難死了。把記憶中的名字討論了無數遍。孫少平、孫少安、田福軍、金光亮、金俊武，雙水村、黃原地區、銅城等等人名和地名才寫在紙上。剩下的時間就是討論主人公在事件中怎樣先進的問題。每一年、每一次發生了哪些重大曆史事件，一切工作都在萬分激動的情緒中展開。每天隻上街買一次吃的、喝的東西，一天就不出房門了。服務員看我們形跡可疑，五六人一起進來查了一回房間，一看沒什麼‘凶器’，也就放心了。真的，一個人假如真正地投入到你熱愛的工作中，那是非常美好的。”後來路遙說自己寫作以外的生活機能退化，像孩子一樣，幾乎完全靠弟弟長年的陪伴。
《平凡的世界》6年寫作，基本都在陝北。他最重要作品都是脫胎於他自己生長的土地，曹穀溪和海波說並不僅僅因為那是崇尚文學的年代。從準備到寫作到每一個人物原型，路遙與陝北的聯係更像柳青說的：“咱們這個地方，黃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裏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時間就夠了，這麼偉大的一塊土地沒有陝北自己人寫出兩三部陝北題材的偉大作品，是不好給曆史交代的。”路遙開始了連家裏出事都不會抽身的日子。“1975到1985年中國大轉型時期的變化”是他的背景。“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個辦法，激動得渾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燈，隻在床頭邊的紙上寫了三個字：老鼠藥。利用王滿銀販老鼠藥的事件解決了這一難題。大約用了7萬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書近百個人物中的70多個人物都出現在讀者麵前。”而這件事據王天樂回憶，完全脫胎於他的親生父親因為砍樹被捕的事件。
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時被“新聞聯播”要求播出3分鍾的片子，他請記者到了長安縣的柳青墓前，當時記者還為了不是黃土高坡而苦惱。“像《創業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兒子生祿在屋裏談話的那種場麵，簡直讓人感到是跟著這位患哮喘病的老頭，悄悄把這家人的窗戶紙用舌頭舔破，站在他們的屋外斂聲屏氣所偷看到的。”在感情上，他真心理解農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指責、嘲笑甚至醜化他們”。1983年，路遙和王天樂到工地上打短工。“我和路遙一起來到延安東關，穿上破舊的衣服，裝扮成我當年攬工的樣子，很快就被延安溝門的一個工頭招去了。因為我當年攬工能吃苦，名聲很好，所以工頭一下就認出了我。一連在工地上幹了三天，路遙因幹活不行，一共30元工錢，扣了路遙10元。我倆一共掙了50錢，跑到賓館洗了個澡，趕快把衣服換過來，因為延安人熟，怕碰上熟人不好向人家解釋。50元錢很有紀念意義，路遙說咱倆一起到郵局，把它寄給父親。這時延川縣來電報，說路遙的養父病重，可能不行了。養父就是我的大伯。路遙說，‘你回延川全權代我處理一切後事’。事實上後來養父逝世的前後，路遙一直沒有見他。”此後他又去銅川鴨口煤礦、陳家山煤礦體驗生活，和礦工同吃同住。一遍一遍地下井，而且要下到很深、很潮濕的地方去體驗生活，有時他會堵住幾個剛剛升井的礦工，為他們遞上煙，點燃火，一起坐在陽光下閑聊，他必須熟悉煤礦井下井上的情況、礦工生活的習慣，以及礦工經常用的一些語言，甚至被熟人帶著“驚險”地參觀了當時省委書記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