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的延安與重慶向比還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這些可以說是因為紅黨的主義與製度更加適合戰爭的話，那麼他們兩地的政治生態就讓我們更加感覺到吃驚。
重慶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內所有中國實力派唯一認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慶政府的權威並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號，到現在為止，除去日軍、紅黨武裝占領的地區外，依舊有新疆盛世才、滇軍龍雲、西北馬家軍等大量軍閥勢力對於重慶的軍政令陽奉陰違，即使在重慶國民軍中，也是派係林立，他們在對日作戰上經常會因為不是自己體係的部隊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會對不是自己體係的人進行刁難。
當然，重慶政府已經在對這些問題進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複製的，他們是在利用此時特殊的抗戰時期，對各地非中央政府勢力安插人員，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時期，重慶中央政府是否還可以做到這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軍隊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後便投降倒戈到了日軍那方，據說現在中國幫助日軍作戰的中國人已經超過了一百萬，而且還在不斷上漲，我說的人數並不包括在東北的滿洲軍。
我個人認為蔣中介雖然對其他勢力有辦法侵蝕，但對紅黨力量用這種辦法恐怕不會有太多的效果，蔣中介的方法是用錢和權去做交易，這在這個東方國度是認為最有效的辦法，但對於紅黨來說，我很難相信錢或權力對他們有效果，至少現在恐怕不會有多少效果，就在幾年前，他們的主幹力量還拋棄了在南方的一切，進行了一場戰略轉移——他們稱之為長征，而當時他們任何一個人投靠白黨，都會得到巨額的金錢和極大的權力。
因此，我認為要解決中國的未來問題，隻有合作建設政府這一條路，但從新四軍事件來看，二黨之間隔閡依舊很深，隻是因為日軍的存在才聯合對外，隻要這個外力消失，那麼中國內戰很可能就會爆發，我國必須針對中國這個特殊局勢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談到政治合作，紅黨做的要比白黨聰明的多，他們正在學習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強大自己，我見過了他們的主席，他們的主席最喜歡用《三國演義》這本書來打比方，他說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種人，敵、我、友，而一個勢力要強大起來就必須聯合最多的朋友，然後堅決的打擊敵人，所以紅黨最先提出要聯合白黨對付日軍，在國內事務中，又提出聯合民主人士對付白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國，紅黨的潛在朋友很多，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論題。
我在前文說過的閻錫山，他原來是一個反紅的白黨黨員，也是山西的實際統治者，他的詳細資料我相信我們有一抽屜，我在和他的談話發現他現在很支持紅黨的做法，願意和紅黨一起建設國家，我們一開始也認為這是由於陳雲而說出的假話，但我們隨後發現並不是這樣，閻錫山原來的手下還有很多在此時的軍隊中擔任要職，甚至有一名叫傅作義的將領在軍事級別上和紅黨最高軍事領導人的級別一致。
紅黨的議會——他們叫做參議會或者是代表大會的成員中隻有三分之一是有紅黨身份的，不是紅黨的比紅黨人士還多，其中就有大量的原閻錫山的部下，這是難以相信的事實。
一般認為，在紅黨的地方，應該是沒有地主、資本家、工廠主的生存地方的，但在延安我看到的並不是這樣，地主、資本家、工廠主雖然被批判，但並沒有危及生命，在延安附近的地區，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在很早前被強製收購，而在我去的山西、山東等地，那邊的地主並沒有被強製收購土地，而是被要求減少對佃戶的租金和利息，其他資本家和工廠主大部分也是如此，隻要他們支持抗日，紅黨就願意和他們合作，中國紅黨把他們叫做進步人士，甚至有一些還是白黨黨員身份，紅黨也不強求他們退黨，我在和他們交談的時候得知，他們雖然實際已經和重慶沒有了太多的關聯，但也不願意放棄白黨身份，他們認為自己是一個新的黨派，他們正在聯係閻錫山，希望創建一個新的政黨，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要知道，這在重慶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